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4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初步实现了从僵化的低效率的计划经济向富有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作为一种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贯穿于商品经济的整个发展历程，在国外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渐成为最广泛的企业制度之一。时至今日，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大多数的企业仍然是家族企业，即便是大型的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其中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家族控制的企业。研究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够更好的帮助管理者管理经营企业，这其中，控制权和治理环境问题一直是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也是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比较关心的焦点。随着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向着多元化发展，其治理结构也呈现多样性，如此繁多的种类，究竟哪种治理结构相对更适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本文以浙江民营上市家族企业为对象，研究家族控制、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选取2011年在沪市和深市发行A股，终极控制人能够追溯到个人或家族的浙江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经过筛选得到152家样本数据。用Tobin-Q衡量公司价值，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权比例、两权分离度及环境质量等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终极控制人控制权比例采用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 et al（.2000）的计算方法即控制链上最弱的投票权相加之和。两权分离度用终极控制权与终极所有权之差来度量。治理环境变量本文从政府质量、法律环境、综合竞争力、社会环境四方面考虑并用主成分分析法编制得出治理环境变量。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控制人对企业高管的参与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些家族上市公司力图淡化其本身为家族企业的痕迹，家族成员极少参与企业管理，有些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渗透企业管理程度较深，甚至是主要职务均有家庭成员担任。从回归结果看浙江家族上市公司最终控制股东控制权与Tobin-Q负相关，存在大股东利用控制权攫取控制权私利现象，两权分离度与Tobin-Q显著负相关，其他股东对最终控制大股东的监督能力较弱，不能十分有效地抑制终极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较好的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能够抑制家族终极控制人的“筑壕行为”，间接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增加公司价值。通过本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拓宽了代理理论、契约理论及法律和金融学研究的视野。同时，将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公共环境治理领域。对浙江上市家族企业的分析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浙江本省家族企业的认识并从中得到指导性建议：提高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对上市家族企业控股股东行为的监督机制；加强对两权分离度大的家族企业的监管；形成良好的治理环境。抑制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能够减轻两权分离对家族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在“2011四大国家战略”的政策背景下，以浙江省作为统计样本，审时度势，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各项社会经济制度，使浙江的私营经济再创辉煌，为加快家族企业转型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为新兴的、其他地区家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提供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