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的转变，继而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多元化多视角趋势。传统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有时会拘泥于语言符号局部的对等，忽视文学的语篇性，所以常常无法解释文学语篇内在的或特有的问题。而文化视角的翻译研究又往往容易忽视翻译中的语言及文本内部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到21世纪初又出现了“回归到语言学”(Snell-Hornby,2006:151)的现象。翻译认知文体学是一门跨认知语言学和文体学的学科,它将重视文本语言特征的传统文体学研究和关注语篇的产生及接受等心理过程的认知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Boase-Beier认为文学文本是最适用于认知文体学研究的文本，而研究诗歌翻译是研究文学翻译的最好途径，她指出诗歌具有自己的特殊“形体”(shape)，并且诗歌的形体是通过文体学手段体现的。这些文体学手段对读者具有认知作用。判词中文体学手法最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前景化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其“形体”之处，它应该是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应该关注的核心。同时，她还指出翻译是一种概念整合物(conceptual blend)，带领翻译研究进入认知领域。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金陵判词以诗歌的形式出现，暗示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命运。本研究选用杨宪益和霍克斯的两个经典译本中的判词翻译进行对比研究，选取翻译认知文体学理论中的“前景化”和翻译是“概念整合物”的观点，探究两个译者的译文是否达到了认知文体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即让读者自己去寻找意义（search for the mea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