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游、出游,自屈原始,便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受到文人学士的热捧,成为大家追寻内心、安顿灵魂的所在。尤其是发展到魏晋之际,其内涵新变、及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都在后代的不断关注中被强化、被运用。作为阮籍82首《咏怀诗》中主要的表现对象,“远游模式”也成为了“竹林名士”的最佳诠释者。在这里,“游”代表的不仅仅是失意文人想要摆脱俗世、达到精神与身体上的超脱,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之“游”,更是“觉醒的失意之人”向世人、向社会发出的关于人生、关于命运的呐喊。游于山水竹林之间,游于神仙隐逸之地,身体上的追求交织着精神上的觉醒,其想要有所作为之心与欲从仕而不得的无奈,在诗人内心无法填补的空缺中愈见其痛苦的感伤。游文学经庄子的“逍遥”和屈原的“远游”,被正式确立于文学之中。后又在《古诗十九首》,三曹的努力下,以更细腻的笔触反映人物内心感受而得以进一步发展。阮籍之“游”在继承了前人的基础上,从游仙、隐逸、漫游等多个角度抒写着自己内心强烈的所感。这比起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曹植来说,其强大的苦闷造就的精神上的失落也来得更为沉重一些。曹植面对其兄的迫害,即使心里痛恨的咬牙切齿,却仍不忘能有建功立业的一天,诗中自然也少不了将自己的壮志寄寓到别人别物的征游之上；而阮籍自是看透了世间百态,从此便战战兢兢,不再醉心于政事,在诗中不断地吟唱着游仙隐逸的悲歌。他们一个满怀希望却又一次次地失望、一个内心早已失望却也不得不继续品尝失望带来的痛苦,在个体与群体的存在中不断思考,找寻着自己的精神依靠。阮籍82首《咏怀诗》,表现“游”的诗歌共有52首。这组“游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可以看作是诗人面对社会动荡的现实对人生、命运的深刻思考。时局的不稳、人身的不自由让诗人背负沉重的枷锁不得自拔,而玄学的兴盛又使得他更加关注内在。这样,外在力量的冲突,再加上内在精神上的不安与孤独,就使得诗人急于要找到一条可以让自己安居身心的出路。毫无疑问,这条出路就是“游”。只是,当他“出游之后”,带来的除了觉醒的心之外,就是更为深沉的苦痛与悲哀。阮籍之游作为失意者自我觉醒之后安顿灵魂的有效方式,被后世文人不断效仿。失意文人在阮籍的世界里找到了可以远离世事,摆脱俗世烦恼的出路。而隐居山林、登高远游、离乡之思也在阮籍“远游模式”的影响下形成新的文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