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地方，以山海关为界，包括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蒙古东部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呼伦贝尔地方，以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它东与朝鲜隔江相对，南临渤海，西接蒙古，北抵俄境，且为京畿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然清初，政府却将东北作为祖宗发祥之所，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在“龙脉”之区严格推行八旗军事管理制度，采取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把东北社会完全纳入八旗的政治结构之中。但随着关内移民的进入，为了便于民人的管理，在旗署之外又逐步形成了以府、州、县为特征的新管理体制。旗署管理旗人，州县管理民人，二者并行，最终促成了东北二元行政体制的建立。清中期以后，随着移民的大举迁入，原柳条边门的封禁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东北地区民人数量已一举超过旗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再加上双城堡、伯都讷等地旗屯的开垦，使固有土地得到初步的垦种，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东北以将军和府尹为代表的上层二元行政管理机构的调整以及以府州县为基础的地方民事管理机构的设立。直至清末，光绪初年崇实的《变通奉天吏治章程》最终揭开了东北地方官制改革的序幕，推动了东北地方民署机构广泛而全面的设置。　　光绪时期是迄清一代东北地方民署机构——府、州、县设置的高潮时期，也是东北二元行政管理机构——旗署、民署机构设立、调整的重要时期。通过光绪初年崇实《变通奉天吏治章程》的改革，推动了东北地区上层管理机构——将军、府尹、五部之间权力的转移和重组，使东北上层管理机构的上下级关系得到更好的调整和确立。同时也促进了东北地方民署机构——府、州、县的全面而广泛的设置，使东北地方民署机构直至光绪建省前在数量、地域空间上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在职权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可与旗署相抗衡，汉官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省以下的层级领属关系上更加清晰、合理，办事效率得到较大的提高。最终促进了东北地方社会结构的诸多变化，使东北地方上至府尹下至州县的地方管理体制臻于完备，并推动了东北二重管理体制的变革，也为光绪末年东北最终走向与内地行省划一的道路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从整个清代东北行政机构的发展变化看，随着东北移民的增加和清末边疆危机的出现，给东北地方治理、社会结构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清政府逐渐改变了原有统治思想。从封禁、驰禁以至最后积极鼓励移民实边政策的发展，使东北在光绪年间，汉人在人口比例上远超旗人，原有封禁围场、牧厂渐皆垦辟，作为东北行政机构治理的最基层因素——人口、土地结构的变化，最终带动了整个东北民署机构的全面设立以及东北二重管理机构的诸多变革，体现了东北空间与权力关系的互动与调整。地方机构作为一组权力关系的重要环节，在东北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区域内，成为统治者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布署以及权力在空间中运作的工具，他允许了政府权力在东北地区的有效扩张，体现了权力的控制、转移与扩展。　　从清代东北地方权力运作的变化看，经历了由以旗署机构为主的军政统治在数量、空间范围占主导地位向以民署机构为代表的民事经济治理转化的发展过程。在机构设置的数量上从清初旗署占到民署机构的一倍之多，发展到光绪末年民署机构反超旗署一倍，空间也由盛京一区扩展到东北全境，清晰的反映了清统治者在治理东北地方权力的嬗变。　　因此，从清代东北政区沿革的角度对东北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特别是光绪年间东北地方民署、旗署机构在数量、地域、权力上的诸多变革，以及东北空间的扩展、细化所体现的政府与地方旗署、民署机构权力的转移、扩张与控制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其必将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东北地方人口、土地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嬗变，为东北行政体制问题的研究提出一点微薄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