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孟子和孟学命运转变的关键时期,孟子地位在两宋时期急剧上升,孟学成为当时显学。研究两宋孟学对于探讨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都有重大价值,但是,学术界对两宋孟学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著问世,专门的研究文章也屈指可数。有鉴于此,本文对两宋时期的孟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考察两宋时期的孟学的演进过程,剖析两宋学人对孟子思想的诠释,研究两宋孟学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影响,力求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研究以及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在两宋时期孟子的升格运动中,有四种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柳开、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等宋初学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家、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宋代帝王。宋初学人紧承韩愈进一步肯定了孟子道统传人的地位,理学家则确立了孟子为宋以前孔子道统唯一传人的地位,将《孟子》一书合为四书,使《孟子》成为初学教育的必读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则将《孟子》升为兼经,悬为科举功令,确立了《孟子》在学官中的地位,使《孟子》成为士人弋取功名之路,从而在士人知识分子中迅速普及。宋室皇帝对孟子的推崇,使孟子升格运动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所以,两宋孟子的升格运动实际上是朝野上下合力共举的结果。 孟子地位之所以在宋代得以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思想是两宋时代急需的思想资源。孟子的心性论、道统原型、辟异端,为两宋儒家学者振兴儒学、排击佛老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持。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疑《书》观,予以宋人破出迷信经典文本、笃信经典权威陋习的勇气和力量;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观,对宋人急于摆脱丛脞繁冗的章句训诂的桎梏而以“心”解经方法的形成有着非凡的启示作用;孟子王道论中的井田说则为两宋政治家抑制兼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孟子“以小事大”的弱国外交原则为两宋力主以金钱换和平的君臣以难以言喻的心理支撑。此外,先于两宋孟学而兴起的《中庸》学对于孟子的升格以及孟学的发展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疑孟思潮是两宋孟学发展中的不和谐音,其中李觏、司马光、叶适三人是这股疑孟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非孟的理由基本相同,即孟子背离孔子君臣之道、背叛六经,孟子不能续道统;孟子心性说无验,孟子仁政说迂阔,孟子辟异端失于苛责;但是非孟的的方式和动机则各不相同,李觏非孟是出于自由的学术批评,司马光非孟则主要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而发,在学术之争中羼杂进政治意气;叶适批孟则是借批孟进而批朱陆,否定理学家的道统说,认为唯有自己儒家道统的合格承传者。 两宋学人在对孟子思想的诠释中,坚持、继承、发展孟子的人性论、养气说、井田论、民本思想、心官贱耳目的认识论。他们大多都从本体论的高度俯瞰人性,突破了孟子仅从人自身论人性的狭隘视域,理学家将“气”加入人性论思想体系,吸收佛家的净染说及其思辨方法,为“恶”找到了落脚点,弥补了孟子人性说的缺陷;理学家还将“气”范畴融进孟子的“养气”论,认为“养气”的过程就是变化气质之性的过程;视民心为天理之公,对孟子民本思想进行了理学化的解释和发挥;弱化了孟子民本思想以及君臣之道中的激进观念;异化了孟子的“寡欲”论,将其中发为“禁欲”以至“无欲”;孟子张扬个性的“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被演绎为无欲、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