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问题,由于史料的阙如,学界尚缺乏深入的研究。目前在学术界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属于藏传佛教的范畴：二是认为受汉藏佛教双方面的影响；三是笼统地称做河湟地区的佛教。然而,三种观点都未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藏汉文史料的挖掘,以及利用藏学、敦煌学和西夏学的研究成果,对宋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提出了新的观点。本文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论。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宋元时期河湟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成分。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区。河湟地区的适宜农牧兼营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河湟地区的民族成分既有农业民族的存在,也适合畜牧民族的生产经营。在藏汉文史籍的记载中,河湟地区的居民是以吐蕃部落的形式出现的,汉族居民的身份十分模糊,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河湟地区的居民都吐蕃化了。文章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认为河湟地区的民族融合仍然处于汉化和吐蕃化现象并存的状况。自元代开始,河湟地区又迎来了诸多新的民族成分。第二章对宋代以前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河湟地区虽然不是佛教的中心,佛教却一直在传播着。见证河湟地区早期佛教发展状况的考古遗迹有今甘肃永靖的炳灵寺石窟中的西秦至隋唐五代的石窟造像、今西宁市北山的土楼观(古称北禅寺)北魏石窟壁画。唐代廓州的法讲寺、鄯州龙支县的圣明福德寺、鄯州大云寺和兰州、河州的众多佛教寺院,都是唐代汉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见证。唐代贞观年间廓州法讲寺僧人释道深,唐中后期河湟地区的佛教高僧有禅宗的摩诃衍及其弟子藏族禅僧虚空藏以及虚空藏的弟子布·益西央,还有鄯州龙支县的圣明福德寺主持释惠菀,这些都是曾经活跃于河湟地区的佛教高僧。而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吐蕃佛教的传播范围主要在吐蕃中心地区——即山南和拉萨一带。在藏传佛教史籍的记载中禅宗是被排除于吐蕃佛教之外的,说明唐代河湟地区的佛教还是汉传佛教的影响为主,其中也有吐蕃化的禅宗。吐蕃佛教对河湟地区的影响是在朗达玛灭佛以后逃往河湟地区的藏饶赛、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僧带来的律藏,并由他们的弟子拉钦贡巴饶赛发展出来的拉钦戒律学派。然而根据宋代唃厮啰政权时期河湟地区僧人信奉佛教不守戒律的状况来看,拉钦戒律学派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第三章通过对宋代河湟地区的政权更替及各政权所采取的宗教政策的研究,以及对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传播状况进行详尽的分析,论述了宋代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还是以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为主。另外,从北宋河湟之役之后在河湟地区广泛修建禅院来看,北宋朝廷在河湟地区推广的佛教还是禅宗。从宋代《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的内容来看,河湟地区的佛教徒使用的通用佛教语言是藏语。根据唐代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汉化、吐蕃化趋势以及在唃厮啰政权时期青唐城仍有少量汉人活动和蒙元初期迁移西宁民到云京(今山西大同,元代名臣刘容一家也在迁徙之列)来看,虽然宋代史籍记载河湟地区的人民群体是以吐蕃部落的形式出现的,唃厮啰政权的官方语言是藏语,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史籍记载的吐蕃部落中有众多的汉族部落,也不能否认汉语在河湟地区依然通用。第四章对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做了研究。元代大一统的局面为藏传佛教东向发展提供了安全的政治环境。元代皇室尊崇藏传佛教为藏传佛教东向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是由来往于内地的藏传佛教高僧来进行的。除元朝末期噶当派僧人河湟人顿珠仁钦到卫藏学习佛法以后返回河湟地区传播佛法外,少有常住传法的高僧,因此我们可以说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还是不成体系的,属于初步传播阶段。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认为宋元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还是以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为主。元代藏传佛教初步传入河湟地区,使河湟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增加了新的元素,并且影响着明代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区的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