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并以扩张和重组的形式改变城市景观，在城市边缘出现了一系列处于主流正规城市规划之外的非正规城市形态。同时，伴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而来的还有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他们聚居在城市边缘区的非正规聚落中，通过自建、自我雇佣等方式解决居住和谋生问题，形成独特的非正规城市现象。但受西方理性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非正规聚落由于其破败的景观、违法的建造、肮脏的环境、拥挤的住房，以及犯罪问题等被斥为城市的毒瘤，遭到“摧毁”；非正规经济由于其不注册、不受管制，以及多和被认为与非法经营的“地下经济”和“黑市经济”等同而受到严格限制。这种秩序和功能至上的理念，忽视了非正规城市的内生活力，及其所包含的传统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有机资本，否定了非正规城市内部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和弹性，否定了非正规城市对城市化的贡献。其结果是非正规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范式被否定，社区被毁坏，城市活力丧失。当前中国关于非正规性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一方面，或非正规聚落，或非正规经济，没有将非正规城市当作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范式进行研究；此外，多为自上而下的视角所进行的宏观性的研究，这就很难对非正规城市的本质有真正的了解，也难以为非正规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提供全面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以日常生活为出发点的研究视角，借鉴微观社会学的“社区研究”的方法，以宁波市的某一城乡混合区—孔浦街区为研究案例，通过对这一小而周全的城市单位的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的各种非正规性进行详细的描述，试图从中窥探中国非正规城市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实体形态和非实体形态—非正规聚落和非正规经济两个角度详述非正规性的各种表现，综合观察、深度访谈、问卷等方法获取数据、信息。研究发现，在看似一系列负面混乱的表象之下，孔浦街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内生的活力和弹性机制，面对城市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干扰，其能够进行适应、调整和创新，最后形成一种反力，达到新的平衡。这种反力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是人类固有的生活秩序的一种体现。本文除了强调这种秩序的重要性之外，同时也指出非正规城市确实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