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是政治生活的中心，理解政治权力是理解政治学的关键。有关政治权力问题的哲学反思，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有关权力问题的思想探索，在西方政治思想漫长演进中从未停息过。　　在西方政治发展史上，有关权力的本性，主要形成了三种观念。在韦伯看来，权力是一个人即使在被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某种以其意志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是一种人对人的支配力量，支配与服从关系是权力关系的本质特征。权力离不开强制，强制离不开暴力。权力必需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基础。服从越普遍，权力越有效，反抗越普遍，权力越失败。普遍的反抗证明了权力的失效;以布劳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则将权力理解为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和社会交换关系，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利益交换关系。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看，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进入权力关系，人们获得了诸多利益，作为交换，人们必须遵守上级的指示，对组织有所贡献;在卢克斯看来，权力不是一维的，也不是两维的，而是三维的。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坚信权力既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物质权力监禁了人的肉体，而精神权力则束缚了人的精神。精神性的权力与其它权力存在明显不同，它是一种认知权力，是一种引起误导的权力，这种权力创造的是虚假的意识，对公民的自我反省能力形成限制，使公民不是变得聪明，而是变得愚钝，屈服于认知偏见、谬误与幻想，压制或扼杀了公民的个人判断力，把成人当作幼儿看待，使其没有被赋予权力。　　有关权力的价值，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冲突性的认识。在无政府主义看来，自由或自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强制始终是一种罪恶，作为与自由或自治价值相冲突的力量，政府是一种不必要的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多数时间里，虽然政府在事实上一直存在，但政府事实上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存在。人要享受充分的自由，唯一的合理选择就是要废除权威，生活在无政府的社会之中。现有的政府形式都是有缺陷的，人类美好生活，不应依赖这些政府形式如何完善，而应依赖这些政府形式如何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建立政府，是为了幸福的生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政府常常成为人类痛苦的重要根源。契约论者有着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论者的认识立场，他们相信权威是可以合法化的，自由与权威之间并非完全是冲突的，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无政府的秩序即便是可能存在的，但不可能是持续的，生活在有政府的状态下的人们比无政府状态下的人们更幸福。　　有关权力的分配，目前主要形成了三种思路。柏拉图有着精英主义的立场，他坚持认为知识证成权力。在城邦政治秩序中，政治权力应该按照知识来分配，掌握真理的哲学家应该成为城邦的国王。在合理的政治秩序中，应该由哲学王(philosophy-king)来统治，是知识(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社会的财富（wealth)，证成权力。《圣经》的重要性在于它宣扬了“君权神授”这样一种政治权力分配观念，宣扬神是存在的，神也是无所不能的、仁慈而正义的，政治权力应该由神来分配，政治权力的归属应该由神的旨意来决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神的意志之中。在当代哲学家罗尔斯看来，政治领域的分配正义要关心公民权利、公共权力以及公共职位的分配。无论是权利，还是权力和公职，都是政治领域必须加以分配的对象，对这些对象的分配，必须坚持机会平等的原则。　　有关权力的控制，主要形成了四种主要模式。如何控制政府，如何约束政府权力，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那些伟大思想家提出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既是政府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也是公民进入公民社会的重要原因。霍布斯式的国家对于维护公共秩序是必要的，但这种国家对于公民享有权利却是危险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不同于分权理论的办法，强调对政府财政活动进行制度约束的重要性，强调政府的财政责任。除了分权和对政府进行财政约束之外，阿伦特等思想家强调政治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性对制约政治权力的重要性。政治权力必需在公众监督下运行，公共空间必须被照亮。不可见情形下行使的权力既是神秘的权力，也是不可监督的权力。不受监督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容易腐化的权力。为了使政治权力受到约束，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必须作出区分，私人领域应保持其私密性，而公共领域则应维持其公共性。　　面对权力异化，除呼吁与选举外，人们有三种反应，对权力关系进行调整。洛克强调革命权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公民的革命权对于人类政治生活文明化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革命权是政治共同体的公民所拥有的用公共暴力改变和终止权力关系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构建合理政治秩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革命权是一种重要的防范非正义出现的力量，具有防范功能，革命权是一种修复社会不正义的力量，具有修复作用。在政治生活中，革命权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能通过公共暴力的方式更换制造不正义的坏政府，使社会的不正义不再因为坏政府的存在而恶化下去;面对权力的异化，罗尔斯强调公民不服从的价值。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不正义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实。在罗尔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某种程度的不正义环境中，有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不愉快经历，要在不正义的环境中追求正义。立宪国家的公民有义务服从正义制度并在正义制度中承担责任，有责任在正义制度不存在时帮助国家建立正义制度。人类要学会如何维护正义的社会结构，懂得如何改变或修正社会的不正义状态。与暴力革命等手段一样，公民不服从对于改变社会不公正状态具有重要价值。公民不服从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面对权力的异化，赫希曼强调退出与呼吁。在赫希曼看来，退出是使衰败的组织获得重生的一种修复机制。如果说退出是以社会问题得到外部化解决的一种修复机制，那么，呼吁则是社会问题得到内部化解决的一种修复机制。作为一种修复机制，呼吁具有揭示社会问题的功能，为社会问题得到内部化解决提供可能性，呼吁强化集体记忆。　　从思想家们对权力问题的探索史可以看出，权力是迷人的，与权力相关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必需承认，思想家们有关权力问题所做的努力，绝非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理智上的好奇心。在思想家围绕权力所做的种种思考中，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欢愉，也有痛苦，他们提出的问题要远远多于他们所回答的问题。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政治生活则更是问题成堆，人们的思维绝不单单是为了享受，而主要是为了认识生活，体验生活，进而丰富、优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