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Y镇农民因不堪忍受沉重的农民负担而爆发的低度组织的、偶发性的农民抗争的群体性事件——Y镇“8.16”事件的个案研究，试图解答以下问题:在政府已然垄断暴力，对农村社会控制有所放松，但仍较严密的背景下，这种大规模的农民暴力抗争何以仍能发生？这种抗争对农民生存境遇的改变效果到底如何？其局限何在？　　文章分析了事件发生的逻辑，说明在改革开放后，总体性国家对农民的行政监控不断削弱，但同时国家对农民的自组织行为又进行了较为严密控制的情况下，由于国家对农民的过度榨取而使农民长期积累的怨恨情绪，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经由多种偶然因素的汇集，即使在组织程度较低的农村，依然可能爆发，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农民抗争。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不同层次在利益上也在发生分化，他们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也逐渐出现了差异。由于对从农民汲取中的利益关联度不同，不同层次的政府对待农民的态度也大不相同。正是这种分化和差异使得农民的抗争能够取得较好的结果。进而，文章指出，在资源有限的落后地区，农民抗争的效果仍局限于农村范围之内，无法根本改变农民的生存境遇。在抗争之后，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但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国家与农民在总体格局上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农民依然无法摆脱“二等公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