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史上,御史制度是监察制度以及官僚制度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且是成熟的典型的监察制度。御史制度至唐朝藉由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及律令制度的完善而发展至鼎盛阶段。从御史群体与御史台机构身上,足以彰显传统法文化之精华,亦可窥视其劣根性。研究唐代御史弹劾问题,“进状”、“关白”制度是无法绕开的话题,“进状”指的是御史在弹劾官员前先将奏本呈送君主听候其审批,若君主批示同意,御史便可以在朝会上公开上奏弹劾,否则就不能弹劾。玄宗朝时中书门下成为国家权力中枢,取得审核“进状”之职权,“进状”的对象由此发生变化,御史弹劾官吏前须先“进状”中书门下,并“听进止”。“关白”指的是御史在弹劾官员前先将欲弹劾的官员及具体情形向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汇报,待其许可后再行弹劾。“进状”、“关白”原本并不存在,但到中宗和玄宗时期却相继出现,其制度化原因复杂多样,皆与唐王朝政局变动息息相关。它们源于唐代统治者对武则天统治时期御史职权的膨胀与极端弹劾行为的反思,也体现了皇权与官僚权力的斗争及国家权力中心的变动。“进状”、“关白”程序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发展过程的曲折性、推动主体的特殊性、规范与实践的差异性等三方面特征,直到唐后期不见于史料。其发展脉络充分体现唐代御史监察制度乃至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复杂性,折射出传统监察制度的局限性。深入分析“进状”、“关白”的制度流变及历史动因,对全面认识唐代御史弹劾权的演化及唐代政治的兴衰乃至当代国家监察体制的完善具有见微知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