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冲突法的研究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法律适用法》第50条规定了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适用规则,对被请求保护地法和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之适用予以肯定。司法案例是解释论研究的最好样本。本文选取有关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案件,对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统计,总结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法律适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较为典型的如忽视案件的法律适用、错误适用其他条款、错误适用国际条约、忽视先决问题的法律适用等。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分别考虑从回归案件的“涉外”属性、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优先适用《法律适用法》第50条、厘清国际条约的适用方式、区分知识产权先决问题和侵权问题的法律适用等方面解决。我国法院在界定被请求保护地法时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对其界定游离在法院地法、侵权行为地法和权利来源国法之间,呈现随意性、片面性的特点。同时,法院忽视对被请求保护地的认定进行说理或说理不清成为一种常态,这主要是被请求保护地法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应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被请求保护地法的内涵以便指导各级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法院在实践中应结合案情明确被请求保护地法与法院地法、侵权行为地法和权利来源国法之间的关系。此外,法院也应在裁判说理中说明对被请求保护地法进行认定的根据。随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增强,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知识侵权领域适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得以凸显。《法律适用法》第50条在肯定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同时为其设置了三方面的限制:一是当事人仅可就侵权责任选法;二是当事人选法的时间仅限于事后;三是当事人可选的准据法仅限于法院地法。这些限制与实践中当事人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概率极低不无关系。将选法事项限制为侵权责任是合理的,但是并无有力依据支持选法的时间限制和范围限制。因此,有必要扩大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适当放宽对当事人协议选法的时间限制和范围限制,同时落实对弱者和第三人利益的特别保护。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认定知识产权的效力的情形,这显然违背了《法律适用法》第48条。效力问题与侵权问题密切相关,依据意思自治原则指引的准据法不能支配知识产权的效力问题。此外,对于混淆被请求保护地法和当事人协议选法的适用顺序、错误适用其他条款认定当事人协议选法效力的做法也应加以改正。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浪潮来袭,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关于遍在侵权的案件不在少数。但是,被请求保护地法在应对遍在侵权问题时不符合适用单一准据法的目标,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率低,可见《法律适用法》第50条难以有效解决遍在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四项知识产权国际私法示范法都对遍在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规定,且大都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同时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地法的确定方法和退回属地性的例外。这为我国解决遍在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立法和司法上的借鉴。此外,应注意遍在侵权规则本身及其指引的准据法的适用范围都应受到严格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