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中国”战略下，家庭医生签约是新一轮医改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推进分级诊疗，转变居民就诊方式和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模式，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的关键一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主体只能是政府，家庭医生服务作为特殊的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供给方式的特殊性。因此，在家庭医生制度推广的初级阶段，政府对其政策和顶层的设计具有决定性作用。本研究认为，家庭医生制度实施需要在政府的指导下，依托基层医疗机构，合理地开展签约试点。
　　本研究在系统地回顾了我国家庭医生发展的过程和领域研究重点后，发现家庭医生作为一项惠民制度，除发达地区的试点外，大部分地区的制度建设和实施内容仍处在初级阶段，家庭医生制度对居民的日常就诊和就诊方式的影响不大。但从文献梳理及实践经验中发现，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对缓解我国当前“看病难”、医疗资源不足问题有积极影响。因此，本研究以安德森模型为分析框架，通过家庭医生的环境因素、人口特征、健康行为和医疗结果做回归分析得出结果，认为环境因素即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建设的推进，是保证基层医疗、提高基层保障能力的最重要因素；认为人口特征即家庭医生签约群体特殊需求的满足，是保障特殊群体获取基本医疗保障的方式，提高特殊群体获取基本医疗的利用；认为健康行为即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疗科的需求，是家庭医生得以推进的需求基础，普通的全科医疗即可满足居民的日常就诊需求；认为医疗结果即居民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使用程度，通过家庭医生签约制可以将普通病人从大医院、上级医院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减轻其医疗压力，提高居民就诊的质量。
　　本研究从中观层面对上述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后，证实了家庭医生制度对提高我国医疗保障水平有正面效应，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加强基层机构的服务能力、提高居民的签约意愿和加强全科医生的培养与激励，旨在推动家庭医生签约制的顺利推行，坚持政府的积极引导以及多部门在资金支持、政策优惠、医保差额支付和人员激励机制上科学配合，使政策的执行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