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国内外因素影响和体制机制改革叠加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变动较大,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和信访事件也随之变多,这其中,又常存在牵涉利益复杂,部门权责难厘清,社会情绪爆点多燃点低,问题的发生、查处、调解的时间跨度长难度大等情况,相关上访者诉求不满时常选择在领导接访时集中上访,或发生越级上访、反复上访甚至闹访行为。若对于群众信访问题处置不当,一般的社会矛盾纠纷就可能转化为暴力信访或极端事件,将严重破坏社会平安稳定,造成负面社会影响。目前,信访制度特别是领导接访制度兜底承担着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职责,正在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领导接访制度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传统,它能够以“领导”身份作为政治资源的载体,跨越层级、部门,架起接收处理信息的渠道,推动有关利益方互相妥协,起到常规程序难以或无法解决某些行政事务诉求的特殊作用,是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但是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能很好满足社会治理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亟需优化。基于此,本文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立足我国首长负责制的压力型管理体制在深刻影响行政资源分配的现实,并结合群众路线、善治理论等有关理论,着重从领导接访制度的合法性、访务工作困境、属性与利弊、改革方向等角度认真研读文献,梳理发现领导接访制度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存在与现实需求不够匹配的矛盾:大部分是相对割裂的措施和经验总结,且学理分析较为单薄,实务和学术高度结合的研究较少,紧密结合领导接访的实际运行暨有关实务的一手材料比较欠缺。因此,围绕优化领导接访制度运行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较大空间和意义。本文以文献研究、案例分析、问卷调查和关键人物访谈为主要方法开展研究。界定了领导接访制度等有关概念,阐述理论依据,以时间节点为脉络梳理概述制度发展沿革,介绍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提炼领导接访流程,并以制度实施中的重要要素（参与主体、所涉事项、主要方式）为观察角度,融入H市有关案例数据等材料（虽是以H市为例子,但领导接访各要素、环节和风险因素多是相通的、共性的,因此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有参考价值）,结合问卷调查、关键人物访谈、数据分析等方法,分析阐述领导接访制度的运行现状,得出运行的主要问题:存在功能错位,制度效能不够高;易打乱处理流程,提高隐形成本;权威依赖严重,有人治超越法治现象;领导接访后的调处方案易与判决等有冲突;涉稳舆情风险较大,易有息事宁人心理;接访领导干部中有“畏难、走形式”现象。分析论述了形成原因:接访领导权力、能力和资源匹配性不足;实质权限很大,易对个人权威过度依赖;相关领域法治化配套明显滞后于现实需求;行政协商和协同不足,治理碎片化;接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科学性刚性不足。提出五方面对策建议:改进领导接访思路和方法,纠正功能错位,降低隐形成本;强化源头化解及法治化配套,弱化权威依赖;加强全流程管控,消减涉稳舆情风险;建立协同治理大信访格局,弥合治理碎片;优化接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设计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