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保护期,即专利保护的期限,是专利权的重要内容。权利要求在涵盖范围大小方面确定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专利保护期则确定了专利保护的纵向长度。专利保护期不仅切实关系到专利权人的利益,也关系到公众利益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和研究。在专利制度演化历程中,专利保护期的起算日和长度存在不同的规定。美国作为世界上专利制度最为完善和复杂的国家,其专利制度中存在多种可以影响到专利保护期的规则,特别是专利保护期延长(PTE)、专利保护期调整(PTA)、禁止重复授权制度中的期末放弃(TD)等。考察这些规则,将对我国专利制度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专利保护期可以作为专利系统的有效调控工具,在激励发明创造和增加发明创造的社会利用福祉之间实现有效平衡。一方面,笔者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不同行业和领域对专利保护期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提出可以考虑研究基于技术领域(例如通过国际专利分类号(IPC)确定)对专利保护期进行区分性规定的可行性,例如在适当阶段,可以考虑对包括医药和农药等相关领域的专利保护期给予特别性规定(例如超出20年的标准保护期),不过仍应以保证其他各领域专利保护期至少满足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最低保护要求为前提。目前我国专利法在修改草案中已讨论引入PTE和PTA规则,然而,如何具体运用和细化这些制度,还存在很多需要完善和讨论的地方。在专利法草案第42条第3款关于PTE的规定中,所针对的对象是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发明专利,然而,“新药”尚缺乏法律上的明确定义,如何对其进行定义和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施的效果。笔者建议,除了化学药品中的创新药外,应明确将化学药品中的改良型新药以及中药中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也纳入上述PTE规定的范畴内,以促进对中药和改良型新药的保护。笔者建议立法上应细化获得PTE之专利与上市药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PTE审批上明确“一对一”的原则,特别在对于中药新药与专利权利要求之间对应性的确定方面给出了一些关于具体判断原则的建议。笔者还认为,PTE所基于的权利要求应适用产品、用途和制备方法等各种类型的权利要求。笔者还特别建议对于农药应同样给予PTE资格。此外,笔者还初步探讨了在专利局和药监局等行政部门之间建立协调互动机制,并提出了工作程序建议,以完成PTE制度的有效实施。在专利法草案第42条第2款关于PTA的规定中,提到的“不合理延迟”应进行细化,笔者建议建立专利审查档案公示和公众查询系统,以便一方面便于实现PTA的自动计算,另一方面,便于专利申请人复核和计算PTA结果,并便于实现对PTA结果异议的权利救济。在我国当前专利制度下,理论上存在着同一申请人通过技术方案微小改变另外提交专利申请以变相延长专利保护期的制度缺陷,对此尚无法以现行规则进行有效规制,因此存在着变相重复授权和延长保护期而损害公众利益的问题。笔者建议在中国引入禁止显而易见型重复授权规则,并允许申请人通过自愿的期末放弃(TD)来避免不当的专利保护期延长问题,此外,引入禁止显而易见型重复授权规则也有助于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