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强与非洲国家团结合作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中非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复杂的国际形势、变换的国际关系一直影响着中非关系的走向，中非关系发展历经了许多的波折，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本文主要选取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中非关系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处理中非关系方面作出的重要判断以及制定的方针政策为切入点，以1949年到1976年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为线索，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中国同非洲关系。
　　本文除绪论外分为了四个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关于中非建交的方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中印冲突对中共制定对非政策的影响、“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理念的变化和中非关系的动荡。
　　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中非关系发展尚未进入轨道，非洲正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新中国忙于巩固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安全，中非之间主要是以民间往来为主。50年代中期中非关系的发展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定的三大外交方针、谈判建交的原则以及如何处理涉及台湾问题外交工作的基础之上。50年代中期之后，中非关系能够迅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万隆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做出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的决定，并在万隆会议中落实，树立起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从1955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对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行经济援助，这一决定促使中非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同时，在对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观察的基础上，毛泽东等领导人形成了“三个主义”和“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进一步指导着中国对非工作的开展。在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对中非关系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中印战争。首先，中印战争爆发，使得中苏矛盾示于人前，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立场和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其次，国际上，中国面临美苏双重压力的处境，使得中国对非工作指导方针开始激进，迫切的想在非洲打开外交局面，因此，1963年周恩来出访非洲，提出著名的“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并开始扩大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最后，中印战争导致中共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思想产生怀疑，逐渐强调以战争求和平的理念，并在非洲国家中宣传这一思想。中非关系到了60年代中后期陷入低谷，一方面极“左”理论出台，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判断发生偏差，对外交工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理论引起非洲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怀疑，中非之间政治、经济交流大幅减少，甚至新中国与部分非洲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中非关系陷入低谷。这一情况在1968年底，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开始亲自抓外交工作，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70年代，坦赞铁路修建完成，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改善，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推动了中非之间高层互访，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中非关系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观察1949-1976这段时间中国处理中非关系的方针策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在发展中非关系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坚持底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抓住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机会，积极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分歧，为改革开放后中非关系的平稳发展创造了条件。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方针策略，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非关系的基本准则；二、持续深化友谊，推动共赢发展；三、弱化意识形态因素，推动中非关系向经济利益主导型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