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汇聚下诞生的乡镇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并推动着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然而,乡镇企业的发展与改革在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与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因生产技术的薄弱、产业布局的分散以及企业发展的趋同竞争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负担。甚至,这一生态环境负担会伴随工业在农村的日趋发展而延伸为一个农村可持续发展危机。在对相关已有研究的回顾后,可以得知:基层环境治理实践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因素的共同在场。具体来说,国家力量从根本上主导着基层环境治理的基本逻辑,但其间也存在着社会因素对基层环境治理的影响,也即农村环境治理中会受到“事实上的体制”影响,并由此形塑了基层环境治理一种“法”与“理”互动的实践逻辑。那么,本文以基层政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探讨有关F镇小微企业环境整治方面的实践逻辑,可以发现基层政府在体制压力与政绩考核制度下主要依照具体政策法规作为其行动的主要伦理守则。但由于乡镇企业发展事关民众基本生存需要而使得基层政府在处理具体环境问题时不得不运用人情关系等地方化的社会情理作为协助其工作的另一手段,从而形成基层环境治理一种半正式的运作逻辑。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逻辑以及企业主与普通民众的生存逻辑之中,发现社会情理能够帮助基层工作人员与企业主、普通民众间就解决某类环境问题达成共识。更进一步说,社会情理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制度法规的生硬以及与具体社会生活脱节部分而实现政策的落实,从而实现一种“援理入法”的可能。此外,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逻辑与企业主、普通民众间的生存逻辑背后实则反映了其认知行动在制度法理与社会情理之间抉择与转换,而这反映在环境治理上亦是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抉择与转换。因此,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解,我们需要从具体的国家制度与社会背景之中认识与了解不同主体的行动伦理以及环境治理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