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光绪、宣统两朝四川团练为个案，探析基层行政，勾勒乡村政治。治安体系从保甲、军队到团保合一的调整，团练从湘淮军制转入治安行政，团练之权从团练大臣另立体系到纳入官僚行政的官绅共同办理，是清末团练的三个主要特征。在四川，团练因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构建组织体系，从乡场、公局到县衙，乡里与官府在财政、人事和组织、程序等各方面都微妙相连。融入基层行政的团练被绅民“假藉”而成为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冲击官府以完成公事为前提的息讼等行政原则。团练绅首的身份受职役制度、绅士角色设定等因素的限制，虽然权势伸张、官府亦有改善待遇之策，但这个“名不正”的群体既在事实上“劣绅化”，也在言说、争竞中“被劣绅化”。与此同时，与正统若即若离、与士风之变和秘密社会关联紧密的豪绅异军突起。团练行政与乡村政治互动，反映出社会政治的异动。政府力图以警察等新政矫除团保之弊，但是，尽管损团保以办警察取得了一定成效，团练所关联着的社会政治因素、团练之政中的旧问题更困扰着警政的发展，成为难以突破的困局。对于社会政治史的研究，本文亦尝试提出在“实体结构”之外，复原“行政结构”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