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年华诞,全国范围内不同领域都在总结和反思过往四十年的得失与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深圳是一个前沿阵地,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早试行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地方,同时也是社会体制改革起步较早、成绩最显著的城市之一。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笔者萌生了以社会工作参与深圳市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进行研究的初步想法。经过对深圳市社会工作发展历史的简要回溯,以及笔者先后两个时段对深圳M社区的参与式研究,笔者发现,社会工作(从主体上包括组织和人才)介入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其功能并非如我们观念上想象的那样“理所应当”,实际的情形则是,政府以吸纳的方式引入社会工作,后者以嵌入的方式进入相关服务场域,在这种“吸纳——嵌入”逻辑下,政府与社会工作之间并未朝着某种共识性目标展开行动,而是在实践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在前后不同时期呈现出分与合的关系。这种张力引发笔者的好奇之心:地方政府引入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分别是什么?何以出现两个主体在行动上的分与合?社工机构在不同的社区治理结构下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以适应基层治理情景所型塑的治理网络?带着上述问题意识,笔者对既有理论视角进行了批判性回顾基础上,借助结构与自主相关的理论思想,形成“结构式自主”的分析框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对M社区场域中社会工作前后两个时段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实践及其背后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社区服务中心时期,S社工机构驻社区团队与社区权力主体之间形成看似“平等并行”的社区治理结构,实际上却更加凸显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状态,进而在合同周期结束后难以延继而被X机构取代。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时期,党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引领角色被强化,原先社工团队被纳入社区综合党委领导之下,X机构社工团队看似属于社区权力主体的附庸,实际上却在这种治理结构下通过一些行动策略争取了一定的自主性空间,进而与街居权力主体、社区居民等关系较为和谐。上述两个时段分别形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第一种模式背后反映的是平行权力竞争下能力不足的社工机构在社区治理中被排斥、被悬置进而形成的“单一管理”逻辑;第二种模式反映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整合,为社工机构在该结构下借助相应的政治资源并发挥专业优势创造了空间,初步形成了“合作共建”逻辑。笔者进一步指出,上述不同治理逻辑主要基于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工机构本身的组织特性之间的弹性互动所型塑的;同时,社工机构也在此过程中通过借助制度环境所赋予的“外在性自主”与自身能力建设所生发的“内在性自主”,探索形成了参与社区治理的“结构式自主”行动机理。这种机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主导性政社关系二元范式的整合或者超越,有望进一步形成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型整合性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