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产生的类型划分,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可以分为议会立法主导型和诉讼实践推动型。美国和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是这两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这两种产生于不同时期,受不同理念和法律传统影响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类型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美国国会在科特·库柏提出知情权理念之后及时通过《信息自由法》确立了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此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当中发展出了穷尽行政救济、权利保护、利益衡量等审理原则,同时也发展出包括宽泛的原告资格、重新审查、秘密审查、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简易判决、沃恩索引等在内的诸多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特有的规则,有力地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当然,由于法律制定早于诉讼实践的产生以及英美法系的固有特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也存在着规则滞后、程序冗长等棘手的问题,目前也已经受到了关注。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产生属于诉讼实践推动型,较早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产生于2002年,而直至2008年由国务院制定的《条例》才开始实施。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受案范围、当事人资格、举证责任、判决运用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区别于传统行政诉讼的规则。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规则的不成熟,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中存在价值取向偏于保守、原告资格偏于狭窄、法官权力过小等问题。对于尚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来说,吸收和借鉴美国较为成熟的制度,同时避免其存在的问题是发展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有利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