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读经”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熟读。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是指人们明白自己的文化来历、文化特色、文化价值与文化发展趋向。本研究采用解释学研究范式，遵循事实——解释的社会学研究路径，以“读经”之行为事实和文化自觉之思想事实为出发点，运用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经验反思、理论思辨等研究方法，对取自四个不同年龄、地区的“读经”的个案就“读经”与文化自觉的经验进行调查，然后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解释，得出结论。 调查发现，台湾陈君读经以《论语》为中心，他认为孔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金字塔的项尖，读懂《论语》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论语》是关于生活的智慧之书，它的根本价值在于成己成人，使个人、家庭、社会、世界保持和谐。人类在新世纪明智的选择是回归孔子，从孔子那里学习和谐生活之道。他还根据《论语》的要求，躬行实践，为别人解决心理问题，成效明显。 广西刘君读经以《伤寒杂病论》为中心。他认为修习中医经典是学习中医的必要途径，而中医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渠道。中医思维的特点是天人合一，主要表现是象数思维；精通中医经典，上可治国、中可治人、下可治病，有利于“致中和”。中医认为天人相应，强调人本身，注重运用综合思维，使人自身保持平衡状态以防病、治病；而西医认为天人相分，强调疾病，注重运用分析思维，找到病源，以对抗的方式加以解决。中西医的路子完全不同，二者各有所长，真正可以互相补短，地位应当平等。中西医的关系基本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关系。 北京胡君读经以《老子》为中心，认为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真谛必须从研习原始经典开始。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体现在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核心的道学文化之中。道学文化对于个人、社会和世界具有多种重要价值。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化应当以新道学文化为方向。 重庆的“我”读经以《周易》为中心，认为伏羲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易”以贯之。它的时代价值表现在可以继续为我们提供生命之道。从太极地球的视角审视，中西文化是一种天然的相反相成、对立互补、相互依存的关系。 分析每个被调查者由“读经”到文化自觉的机制与方法，发现陈君主要采用“博学”与“笃行”的方法。博学方面，他在背诵《论语》的基础上，精研中、外几十种不同作者注解的《论语》，博采众长；同时，发挥自己阅历较为丰富的优势，从自己的身世遭遇出发，设身处地地揣摩孔子原话的语境和涵义，故对《论语》多有切实的体悟。笃行方面，他总是力求把《论语》的思想体现在个人日常一言一行。言必有信，行必由仁，思必依智慧。他用博学、笃行之方法读《论语》，所以对中国文化的体认就比较深。 刘君治《伤寒》，不仅能背诵经文，而且善于从文字学入手，分析经典中文字的涵义，探赜索隐，将汉字、中医、周易、思维互相贯通，把时空、身心、道器互相联系，以治病为下策，以强体为中心，以预防为上策，“技进于道”，最后达到文化自觉。 胡君治道家之学，他的经验是，“读经”要用功，更要用心。用功的关健在于千遍万遍地诵读经典；用心的关键在于专心致志。这样则可以上友古人，与圣贤心心相印，声气相通，得其“心传”，产生灵感，开发潜意识，自可以觉悟到中华文化的真谛，实现文化自觉。 本人“读经”过程中，以背诵经典为基础，努力从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易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审视经典，也能初步实现文化自觉。 总之，通过调查、研究四个“读经”个案，发现由于他们每人都至少熟读一部经典，并且有着具有自己特色的“读经”方法，结果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特点、价值和发展趋向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基本能自圆其说的看法，即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自觉。基于对四位被研究者“读经”与文化自觉关系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对于本研究的四个个案来说，“读经”与文化自觉有必然的联系：“读经”可以导致文化自觉。 (2)通过“读经”，可以在对于人类文化特点予以整体把握的大前提下，对中国文化的来源、特色、价值以及发展趋向等形成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即实现文化自觉。 (3)博学，笃行，深通汉字和易道，专勤诵读经典，多学科角度审视，以便达到视域的融合，是从“读经”到文化自觉的必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