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社会“天崩地解”。一个文明悠久而辉煌的大帝国被一个落后的小民族所取代,这一事实引起了社会的震惊。因此,士大夫开始对明朝以及自身展开了反省批判。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从不同角度对理学进行反思,思想界出现了理学批判总结的潮流。这是康熙学习理学、实践理学的思想文化背景。康熙学习理学的另一背景是当时满汉的冲突与融合。康熙作为满族贵族政权定鼎中原的第二代君主,在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坚信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汉化对稳固政权的重要性。所以他努力学习理学,并将理学用以治国。康熙作为热爱汉文化的顺治帝的继承者,效法乃父,苦学儒经。作为自幼失去双亲的人,康熙的祖母孝庄无疑在对他倾心汉文化这一点上有引导作用。康熙亲政以后,在日讲官熊赐履、汤斌、孙在丰等尽心启沃下,学问益进,并倾心理学,服膺程朱,进而开始寻求真理学的标准。康熙把理当成世界的本体和伦理的源头,主张从经验世界中格物穷理。他既注重阴阳生化,又宣扬圣人教化,形成敬天威、尽人事的天命观。康熙遵循理学内圣外王的思路进行修身和治国。他用程朱理学的内外兼修的方法修养身心,尤其提倡读书。作为一个信奉理学信条的人,康熙对圣人的崇敬和对臣民的爱护是皇帝中少有的。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现实而真实的人,拒绝尊号的奉承。康熙把理学用于治国实践的一个伟大成就,是用真理学的标准改善吏治。同时以身作则,把孝、节俭、勤劳作为美德在全社会提倡,使清初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局面得以改观。康熙推崇理学家,但不排斥佛道,并且还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这是康熙实践理学而具有包容心胸的表现。我们说康熙是一位具有理学思想的君主,而不是理学家,像理学家斥佛道为异端,反对事功主义,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在康熙的思想中很难找到。康熙学习理学、实践理学,目的是治理好国家,稳定自己对汉族的统治。由此,康熙理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性,正是这一特点与康熙的帝王身份的结合,使康熙的理学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康熙理学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对伦理道德的践履上,而且也反映在对政治、经济的实践中。康熙的理学实践对于清初政权的稳定,以及康乾盛世的出现具有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