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伊拉克战后国家构建为例，从“外源型”国家构建模式理论视角分析欧盟作为外部力量参与伊拉克战后国家构建的动因、行动及其效果，在扎实案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国家构建理论的研究，并且反思欧盟这一特殊国际行为体在对外行动上的“五个悖论”的角色困境。
　　战后伊拉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开展国家构建，但是，伊拉克战后国家构建面临战后国内秩序被破坏、复杂的种族和宗派冲突、严重的腐败等国内问题，和叙利亚局势的蔓延、难民流入、境外势力的干预等外部因素的多方面的挑战。因此战后伊拉克没有独立开展国家构建的能力，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介入来帮助伊拉克进行国家重建，欧盟作为伊拉克合作伙伴，也加入了伊拉克的国家构建中。
　　欧盟在CSDP框架下先后派出欧盟伊拉克综合法治特派团（EUJUST LE X-Iraq）和欧盟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咨询团（EUAM Iraq）两个特派团参与伊拉克国家构建。欧盟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广泛地参与伊拉克国家构建。两个特派团任务以民事行动为主，重点在伊拉克法治、人权、文化保护等领域开展培训和咨询工作。
　　欧盟伊拉克国家构建行动中的两次特派团任务，都受到伊拉克政府邀请和联合国授权，因此，欧盟作为外部力量参与伊拉克战后国家构建具有双重合法性特征。同时，欧盟参与伊拉克国家构建的行动中都体现了主张“安全第一”、注重法治能力建设、重视国际化及方法综合，强调建立对话与伙伴关系，尊重伊拉克的地方所有权的特征。
　　从伊拉克和欧盟两个维度来分析欧盟参与伊拉克国家构建行动的效果发现，欧盟参与下伊拉克的国家构建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一致性、设定的目标复杂、实现的路径繁琐，加上伊拉克内部复杂的种族冲突和未能全面开展的经济建设，及各国在伊拉克政策缺乏延续性等因素的影响，伊拉克国家构建行动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作为外部参与者，欧盟虽然在伊拉克国家构建行动中促使成员国达成一致方面尚且不足，但是在政策制定上具有确定性和连贯性并促进了防务一体化的发展。
　　通过研究欧盟伊拉克的国家构建行动发现，欧盟伊拉克国家构建行动仍然体现了欧盟危机应对的“五个悖论”角色困境，虽然“五个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行动效果，但是欧盟采用非军事、综合性手段应对危机会对国际社会危机和冲突应对塑造了新的角色模式。伊拉克的国家构建也不能仅仅依靠外部力量的帮助，只有内外动力结合，提升伊拉克自身的建设能力，伊拉克国家构建才有可能尽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