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我国政府在努力推进实施扶贫工作的同时，强调“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将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提升到政府战略的高度。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虽然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扶贫成效显著，但相比较于其他公益领域中的非营利组织，社会重视程度不够，非营利组织扶贫相关的研究停留在理论分析和机制构建的阶段，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为此，本研究以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扶贫为背景，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资源汲取-资源整合-资源传递”过程框架，对非营利组织参与扶贫的各个阶段中非营利组织资源编排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探寻非营利组织的价值创造方式及其机理。
　　在资源汲取阶段，本研究探讨了非营利组织扶贫资源汲取方式和动员效果，基于整合科技接受模型(UTAUT)，构建了参与者扶贫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然后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证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对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和便利条件对价值共创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平台信任和平台交互性起到调节作用。与低信任度相比，该平台的高信任度可以促进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对参与者的参与意愿的影响。平台交互性在促进参与者的价值共创行为方面起着重要调节作用，与低交互性相比，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高交互性可以促进参与者价值共创行为的产生。
　　在资源整合阶段，本研究探讨了非营利组织扶贫资源整合方式及策略选择。本研究认为，公募组织与非公募组织的联合劝募是双方资源整合的有效渠道，在联合劝募情境下，公募组织与非公募组织之间的联合劝募行为策略可认为是双方围绕“公募权”这一资源的“权力-依赖”的互动和博弈。为此，本研究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构建双方在联合劝募两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对双方的博弈过程进行模拟仿真。第一阶段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双方的联合劝募收益大于因联合劝募带来的成本及前期投入成本之和时，有可能均选择联合劝募策略。第二阶段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除了积极策略带来的收益之外，消极策略的风险成本也是双方考虑的关键因素。当公募组织感知到的因消极策略带来的惩罚风险成本越高，则其越倾向于选择积极策略，当非公募组织感知到因消极策略带来的惩罚风险越高时，越倾向于选择积极策略。
　　在资源传递阶段，本研究探讨了非营利组织扶贫资源传递与价值实现路径。促进受助者的亲社会行为可认为是非营利组织参与扶贫所创造的间接和长期社会价值。本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非营利组织扶贫传递精准性这一资源编排方式对受助者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论文从公平感知和社会支持感知的角度，解释其中的作用过程，并综合运用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元回归等方法，验证理论模型的假设。实证结果首先从总体上检验了非营利组织扶贫精准性对受助者亲社会行为的正向作用，同时检验了公平感知和社会支持感知的双中介模型。
　　本研究以“资源汲取-资源整合-资源传递”为研究框架，从参与者、非营利组织和受助者层面，进一步探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扶贫的各个阶段的资源编排策略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加深了非营利组织参与扶贫的理解，丰富了扶贫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补充了非营利组织扶贫的价值创造机理相关研究，为非营利组织扶贫价值的评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