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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电子商务和金融领域的不断创新，以计算机软件、电子设备和各种技术集合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商业方法应运而生。对此类商业方法是应该以智力规则排除在专利保护制度外，还是采取其他新的审查标准纳入专利保护，这是各国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美国作为专利大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Diamond v.Diehr案中就判决应该向计算机软件授予专利权，同时认为“阳光下一切人造之物”都具有可专利性。90年代后，美国一直采用“有用、具体和确实的结果”审查标准，到2010年Bilski案后美国国内数十年来的商业方法专利扩张态势开始落下帷幕,对商业方法的专利审査也逐渐回归理性。2014年3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听取了Alice Corp.v.CLSBank International案的口头辩论，该案的焦点在于由计算机执行的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即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性。而该案的判决无疑将会对计算机软件及其相关行业造成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受该案的启发，笔者开始对中美商业方法可专利性进行研究。本文的分为四章。在第一章中，笔者先简单分析了商业方法专利的定义及其分类。根据我国当前商业方法专利的授予现状，提出我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审查所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第二章是对美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审查的理论研究。重点分析了美国商业方法专利的几个标志性判例。其中Gottschalk v.Benson案代表了机器或转换审查标准的初步建立；State Street Bank案和AT&T案确立了“有用、具体和确实的结果”审查标准；In re Comiskey案和In re Nuijten案反映了对“有用、具体和确实的结果”原则的限缩；BILSKI案是美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审查标准的重大转折；最新的Alice v.CLS案则可以看做美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审查标准再次面临修改。通过上述判例的分析，能深入理解美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审查标准及其理论。在判例分析之后，第三章笔者进一步对中美商业方法专利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比较。最后一章，笔者围绕商业方法可专利性这个主题，结合前文对美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审查标准及其他制度的分析，对我国商业方法可专利性审查提出了四方面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