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位论文通过相关文献的多维度梳理,发现有关电影文学父亲形象和父性课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对父性、父性叙事、男性气质、电影文学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和理论溯源,说明了研究蓝本选择和断代的标准。研究认为电影的文学特性和比较学科的特点、电影文学研究的学理依据得到了国内外主流学界的公认;电影不仅是艺术的作品,也是文学的作品;电影文学研究的对象既可以是电影文学剧本,也可以是电影成品;电影文学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电影的情节叙事、人物塑造等文学因素而主要不是电影的表演、拍摄等艺术因素;电影具有超越传统文学艺术载体形式的革命性、综合性、跨学科性,电影相关各研究的开放性需要得到尊重;本学位论文使用“电影文学”的提法是为了强调本研究的文学角度,以回应一些异见。依靠生动形象的叙事语言和较强的叙事张力,电影具有较大的现实思考性以及突出的社会教化功能。加之形式题材多样,多模态的表现手法具有较强的美学渗透力,欣赏的方式更为亲民,文化传播的效度更好,因此电影的受众广泛,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电影文学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研究新领域。父亲是电影文学中最常见的人物和主要的叙事推动者。现代教育理念普遍认为父亲是子一代成长重要的引导力量。尤其在以父系传承为主的文明社会里,围绕在父亲身上的父性在人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父性叙事”的作品在中国和美国都取得了瞩目的市场效应与社会效应。因此中美两国电影创作与电影文学研究理应像积极构建正面母亲形象,渲染母性那样,塑造生动、积极的父亲形象,深入挖掘父性,进而构建作品感染人心的精神内核,以“父性叙事”来提升作品的接受度和社会教化价值。但是遗憾的是在实践上,事实不尽如此;在学术上,相关课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正向、认真和系系统的讨论。本学位论文主要从多模态、叙事学、形象学、场域论等理论视角出发,分5个较为明显的时期对中国电影文学与美国电影文学父性叙事与父亲形象塑造的特点、异同、变化、原因、意义和未来进行了历史维度与横向维度的比较分析。虽然在默片、短片时代的电影文学还谈不上对父性的充分刻画与挖掘,但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在电影发展初期就呈现出中法电影文学“反父”与英美电影文学“崇父”的特点。在两国电影成熟发展期（1930-1950）,中国电影文学倾向于负面加马赛克式刻画父亲形象,而美国电影文学则多采用立体加正面的手法。在相似的抗争主题下,中国电影文学意图在将父亲作为批判传统家庭的唯一靶标,但这种“反父”手法与“叛家”的叙事主旨缺乏有效的支撑关系,还会造成“无父成长”的穷途末路;而同期美国电影文学的抗争主题主要指向叛离现代社会,父亲反而是带领这种抗争的引路人和精神支柱。进入中美两国电影文学父性叙事的相对独立呈现（1950—1980）之后,美国电影文学在一度“去父叙事”的弯路以后开始着力积极刻画族群的父亲,而中国电影文学则在“去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父亲在影像上常被视作中国封建大家族的代言人与父权压迫妇女的象征,父权的无情往往盖过了父性的温情,为下一阶段“去父叙事”的大潮做了时代铺垫。通过两部可比性较高的经典文学作品《村妓》与《纯真年代》的电影改编案例的典型化分析,可以看到两部作品的“败”或“成”,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是否秉承了原作典型的父性叙事。同期中国电影由兴旺步入困局,成为1994年开始分账引进美国优秀电影的关键时代背景之一。这种极端的“去父叙事”不仅代表了“反父”思维和激烈的“东窗视角”,还具有“传统文化审丑”的特点,给21世纪的中国影视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电影改革大幕拉起暨美国优秀电影大规模进入中国具有突出的时代背景,父性叙事也发生了新变化,尤其是中美两国动画电影文学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发现美国电影文学致力于讲述父性引导下子一代成长飞跃的励志故事,深入挖掘父性的引导力。中国电影文学的“去父叙事”则是现实社会“缺父成长”的影像折射,对父性意义的不重视和偏见反映到荧幕上就是“去父叙事”。2012年以来中美两国电影文学开始重视社会场域父性的挖掘,注重父性对子一代成长的意义。中美电影文学在“缺父成长”的情节中探究“成长困境”以及“父性疗伤”“父性意义”的叙事命题,提升了作品的精神感染力和教化价值。这类作品的表现也越来越瞩目,但是中国动画电影文学依然表现相对滞后。在“父性叙事”课题上中美电影文学所表现的差异受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崇母隐父”文化与母系家长制、西方“崇父文化”等历史因子的影响;也与电影出现之初中国与美国文化“不自信”与“自信”的时代思潮、中国近现代社会父亲地位的衰微、中国南方母系文化的残留、中国导演的“东窗视角”与美国导演的中立性别视角、解构思维迈向建构思维等诸多现实因素有关。近年来美国电影文学的他者注视、以李安作品为代表的中美合拍片、对父亲与父性的新认知、中国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评价等因素对中国电影文学由“去父叙事”开始转向“父性叙事”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父性叙事契合了当前中国文化政策与影视监管的新导向,在接受度和文化传播方面有着较好的前景,亦需要进一步完善。总体而言,中国与美国电影文学的父性叙事与父亲形象塑造主要在家庭、族群、社会三个场域中展开,体现了较为明显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变迁。在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叠加下,中国电影文学对父性的正向意义挖掘较为乏力,较局限于家庭场域,多热衷于采用矮化、丑化的手法描绘父亲,父性对于个体成长的引导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回应,父子（女）关系多不和谐,总体上体现的是消解父性的“去父叙事”导向。相比之下,美国电影文学通常以建构的方式有效融合多种模态进行“崇父”式描绘,更加注重族群和社会场域,着力展现父亲背后的坚实资本与良好惯习,倾向于饱满地将父亲构建为引导子一代成长的积极力量。美国电影文学往往不断挖掘父亲形象背后的父性意义,从简单的视听觉消遣上升到了心灵感悟的更高层级,回应了观众对父性的审美期待,取得了显著的市场与社会双效应。这一经验很值得中国电影制作界和电影文学评论界借鉴。“去父叙事”是“崇母隐父”因子在特殊时期极度放大并扭曲的后果。中国电影文学对父亲身上的父权色彩进行扩大化、绝对化、片面化影像描绘的倾向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和世界主流价值观,也未充分考虑时代、地域、场域的差异加以辩证认识;较大程度迎合了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丑”,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与偏激性。它往往伴随着对父辈历史与文明的不认同,会引向负面认知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不自信的时代站位,并与中国电影在20世纪后期步入低谷有着很强的同期性。考量“去父叙事”带来的各种弊端,以及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电影大国的经验,“父性叙事”更符合世界各种文化诉求家庭和睦、父辈崇敬、父子（女）情深的主流价值观和观众的普遍审美。中国电影制作与电影文学评论界需要客观与科学地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父性能效点,重视“父性叙事”的多重意义与内涵价值,纠正对父亲形象的负面描绘,以“父性叙事”来构建作品的精神内核。这对于提高作品的美学感召力与接受度,彰显社会教化价值,促进自信地认知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深入挖掘“家本位”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推动影视载体上的中华文化传播亦不乏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