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品内分工是一种以产品的生产工序为分工依据,分散在不同空间的复杂化国际生产网络。它使贸易对象从产业和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生产价值链环节,安排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贸易的性质、规模、利益分配,以及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模式,都因此发生了重要改变。作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之下国际生产网络和产品内分工的主要推动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活动使得产品内贸易主要表现为内部化FDI和外包两种生产组织形态。内部化和外包的核心内涵都在于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被人为地在地理空间上进行分割之后,扩散到不同的国家进行,其实质是生产布局的国际区位选择,因此都属于产品内贸易的理论范畴,二者在产生动因和经济效应等方面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最终选择是各种供给和需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究竟孰轻孰重要视跨国公司的总体战略发展目的以及在各子目标间的均衡状态而定。首先,跨国公司垂直FDI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的内部化和随之而来的贸易内部化,一方面生产内部化本身就意味着建立在垂直一体化基础上的生产工序间国际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不同的产品内分工对象对应着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内部化收益与成本。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内部市场的方式开展公司内贸易,可以在利用行政权威协调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同时,保护自身特有的垄断优势,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对企业经营效率和经济利益的不利影响。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贸易活动的重新兴起,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国际外包这一国际贸易方式的繁荣密不可分,外包的内容从实体性制造外包向非实体性服务外包的转移和升级,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而且更有利于其实现在产品价值链环节上的攀升,从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之路。按照对垂直专业化组织模式的划分,研究产品内贸易的经济效果可以分别从垂直一体化效应和垂直非一体化效应,即FDI效应和外包效应两个方面进行说明。FDI主要考察其对经济增长、贸易总量、收入就业和技术外溢等领域的影响,而关于国际外包效应的研究则可以分为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两大领域,主要涉及到生产效率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等方面的内容。具体的研究方法有理论定性分析和实证定量分析两类。特别地,虽然传统的贸易理论预示着国际服务外包有利于贸易双方整体福利的提高,但发达国家依旧在平均生活标准、国内就业和工作替代、收入分配以及国家安全与消费者隐私等方面严重质疑服务外包的可靠性。单从提高粮食价格、减免农业税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深化户籍改革等制度层面考虑无法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客观事实。在对国际产品内贸易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之中,国际外包的经济效应可以分解为产出效应和成本效应,收入差距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对城乡收入比率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加工贸易出口虽然对缩小收入差距有正面影响,但作用不显著；而加工贸易进口率每增长10%,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扩大约0.7%。这充分证明中国的比较优势现状与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现有城乡人力资本结构之下,产业贸易结构的升级必然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应该成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长远着力点。发展服务外包,特别是主动性的服务发包,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服务外包竞争和提高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有效战略。服务发包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福利,另一方面还能够缓解制造外包情况下劳动力相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从而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维护和更新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网络等领域的固定成本,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国内不同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和国家的整体福利。最后,理论和经验事实都以毋庸置疑的说服力证明了世界范围内贸易壁垒的普遍削减是实现产品内分工贸易的基本前提,自由贸易是所有国家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由之路,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必然导向。以政府和企业共谋为显著特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由于存在着“选不准”特征、非正和博弈以及“马太效应”等三方面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对其应该持客观和谨慎的态度。在产品内贸易发展战略的选取上,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基调、比较优势的竞争原则、提高国内采购率的实现途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核心举措和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