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作为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对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等其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00多年以来,《论语》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就其英文译本而言,其研究多涉及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却鲜有学者从认知角度关注《论语》中概念隐喻的英译情况。因此,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对詹姆斯·理雅阁(James Legge)和辜鸿铭(Ku Hung-ming)《论语》英文译本中的概念隐喻展开对比研究。概念隐喻是由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以及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其1980年出版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其主要思想指隐喻是从源始域向目标域的本体映射过程,即概念隐喻可视为以一个具体、熟悉的概念去理解和构建另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概念隐喻与翻译关系密切,在分析和比较翻译文本时,概念隐喻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论语》一书的英文译本众多,其中的概念隐喻亦十分丰富。本文选取理雅阁和辜鸿铭的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和比较这两位译者对《论语》中概念隐喻的翻译,试图为概念隐喻的翻译提供有益启示。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本文将《论语》中的概念隐喻分为三大类:(1)结构隐喻,主要包括关于人、水和旅行三个方面的隐喻;(2)方位隐喻,主要指以“上”/“下”二字构成的隐喻;(3)本体隐喻,主要指实体和实物隐喻、容器隐喻以及拟人化。文章首先就源语文本中概念隐喻的映射在目标语文本中的体现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次,文章对比分析了两位译者对源语文本中概念隐喻翻译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对其翻译方法进行总结。最后文章分析了源语文本中概念隐喻的功能在目标语文本中的体现,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这些概念隐喻的功能发生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文章对以上提出的诸多概念隐喻及其翻译进行了一番描写与比较研究,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1)源语文本中概念隐喻的映射在目标语文本中既存在着普遍性,也存在特殊性。(2)不同的映射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3)大多数情况下,源语文本中概念隐喻的功能与其在目标语文本中的体现能保持一致,而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恐怕是受到译文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这些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此,在翻译过程中,任何译者都会根据概念隐喻所处的映射条件来进行概念隐喻的处理。这样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译者在处理《论语》中概念隐喻时不尽相同的情况,但无关良莠。在翻译诸如《论语》这样的著作的过程中,只要能够有效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帮助目标语读者准确全面地理解源语中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的表达手段不应成为翻译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