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家的病与身体出发,文学可以视为作家个人的“疾病体验诗学”,进而被赋予更为现实的社会疗救功能。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肺结核书写的梳理,对肺结核的隐喻主题及其被遮蔽的意义做出阐释,进而探讨从肺结核如何发展出一套有关隐喻的浪漫化书写和消解的变迁轨迹。一直作为隐喻的修饰物所复杂化的肺结核,虽病灶凶险,其特殊的发病症状却与浪漫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在郁达夫、丁玲、穆时英、张资平等作家笔下,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对肺病患者的审美之心卷土重来,结核病与叛逆的个性、压抑的激情、病态的美感、忧郁的情思、浪漫的死亡相联系,成为张扬浪漫特色的重要符码。疾病的浪漫隐喻主题与零余者主体的艰难创生、无路可走的女性解放、革命和恋爱之间的艰难穿行、都市男女的性爱风景相勾连。而在鲁迅、巴金等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肺结核的叙事大都是作为病态社会的隐喻加以使用,以病体和疾病的抗争暗示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性关系,肺结核直面生存的苦难,隐喻病弱的国家、蒙昧的国民,成为阴暗社会现实的自我表达。现代文学中的肺结核,总是被当作一种更加深层的病症来解读,在文学的审美建构下,肺结核不仅规定着一系列的症状和隐喻,也引进了对疾病的诊断,激发我们对文学中肺结核既被赋予意义又最终被消解意义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当肺结核在社会中四处蔓延,患者的身体不断被结核病菌所侵蚀,世界被焦虑和绝望所困扰,民族国家的精神状况也令人心忧。最终,肺结核逐渐丧失了各种环绕其上的浪漫色彩,直面国民和民族的精神状态,既是对患者个人主体的诊断,也成为国体状况的寓言。随着肺结核的可以治愈和新中国的建立,肺结核作为文学隐喻也逐渐从文学视野中消失,最终到达了这个传统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