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我国是诗歌起源最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现在，三千年的文学史，诗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典诗歌以其精炼的语言，深刻的内容，丰富的意象，强烈的感情，以及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吸引了无数中外读者。 译诗已不易，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能够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做一全面的研究，本文概括介绍了中国古诗的起源，发展，以及诗歌的特点。研究中国古诗翻译的前提是讨论其可译性。本文首先在理论的层面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可译性问题，即可译性的依据和可译性产生限度的原因。可译的依据有以下四点：第一，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来考察，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而随着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沟通和发展，不同语言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是有共性的，这种共性就是可译性的基础。第二，从人类的生理机能和感情生活来考察，人类的生理机能是相同的，多数情况下对外界某一具体影响而引起的感情反应是相同或相近的。这是大多数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学作品可以翻译的根据。第三，从思维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趋势来考察，物质世界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使许多以前难以理解的内容逐渐为人们所领悟。能传译的领域和手段一定也会不断扩大和丰富，可译的程度会大大提高。第四，从翻译实践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原作，包括文学作品是可以翻译的，而且总的来说，是可能做到忠实确切的。古今中外许多公认的优秀译文也证明了一些带有浓厚艺术特色的原作的可译性。但是不可否认，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差异会给翻译工作带来一些不易解决甚至是无法解决的困难。翻译存在困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语言的民族特点，二是作者的写作特点。有的困难可以通过提高译者自己的领悟和表达能力来消除或减小，有的在现有条件下根本无法消除。这就产生了可译性的限度。以上的论证为下文做了充分的铺垫。接着，本文以古诗的意象(静态、动态)和风格(措辞、音韵和辞格)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及实例分析论证了中国古诗可译的相对性。本文指出，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诗是可译的，译文读者可以产生与原文读者相似的感受。但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确实存在到目前为止无法传译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原作在整体上翻译的可能性。把任何问题绝对化都是脱离实际的。 在绝大多数情况可译的前提下，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古诗翻译的原则和标准。研究方法依然是从一般到特殊。首先介绍了适用于翻译的一般原则和标准。接着，从中选取适用于中国古诗的原则和标准，包括刘重德和许渊冲的理论。通过对比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和严复先生的“信达雅”证明“切”的合理性。再通过对比许渊冲先生的“三美”理论以及“新译论”和刘重德的“信达切”，表明了本文作者观点:“信达切”是翻译中国古诗的基本原则和标准，“意美、音美、形美”可以被看成古诗翻译的理想目标。而被许多学者推崇的“新译论”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容易导致译者无限制的自由发挥，把翻译错当成创作，丢掉忠实，只求文风奢华的后果。 译者在中国古诗翻译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提出译者应对三方负责: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还应具备十项修养，包括语言方面和超语言方面。最后，本文作者认为中国译者在中文修养和中国文化方面占有一定优势，因此能更好的理解把握原诗的深刻内涵，但在驾驭英语的能力方面，母语为英语的外国译者又会占上风，因此，对于中国古诗的英译，中外译者合作是比较理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