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将马克斯·韦伯和米歇尔·福柯共同置于伦理实践领域进行比较的一项尝试。它试图从伦理角度出发,考察两人思想中就现代个体的自我治理问题上所产生的交织。韦伯和福柯都是现代欧陆思想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他们分别研究过现代性下的权力机构、宗教团体和个人实践等问题。对这两人的比较可以从多种角度展开:他们对支配类型的研究,对规训技术的关注,韦伯意义上成为桎梏的理性和福柯的知识性治理,以及他们在方法论上继承于尼采的路径等等。但这诸多显而易见的交汇点之下还隐藏着另一条较为隐蔽的脉络:人的自我治理或自我塑造。从这条脉络出发,不仅能发现韦伯与福柯在伦理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交汇,而且能发现他们面对这个时代而进行的相似回应。本项研究就沿着个人的自我治理脉络,对韦伯和福柯的思想进行主题性探索,来窥探韦伯与福柯富有时代性的伦理实践思想。本项研究将目光围绕在理性、治理等宏观命题之外,而转用伦理实践形式及其拓展领域来考察韦伯和福柯的思想。两人同样接受了尼采对现代性下“上帝死了”的诊断,而如何面对这样的现代性命运成了韦伯和福柯共同的问题。为了新形式伦理的出现而创立新的思想,韦伯认为现代世界已因独有的理性化而遭受“除魅”的命运,而福柯论述现代机构对人的治理也能用韦伯的理性化角度加以解释。时代失去了旧的信仰,而他们都认为需要一种新的伦理秩序来指导人的生活。韦伯通过将新教徒的伦理实践上升为“理想类型”,而对现代人提出了可参考的伦理实践样式;福柯则追溯到古希腊和早期基督教时期,关注被现代认识论所掩盖起来的“关心自己”律令,来找到与现代不同的另一种自我伦理的治理形式。韦伯和福柯提出的伦理实践作用于两个方面,自我与他人。一方面个人通过自我实践不断完善自我或让自我变形,另一方面它也会实践于他人乃至于改变时代,给社会注入理性之外的新动力。韦伯的现代“卡里斯玛”和福柯的现代“直言”形式就是实践于他人的实际运用。韦伯和福柯的伦理实践最终塑造了一种富有个性的自我生活样式,韦伯称之为“志业”,在福柯这里则是美学上的个体存在。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和福柯不仅关切个人的自我伦理化形式,同样也关心自我对他人的伦理化。在现代性的特殊时代下,研究韦伯和福柯的自我治理道路不仅是对两人的思想进行各自的厘清,同时或许也能为现代性下的个人思考当下问题与个体存在提供另一种可能的伦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