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原有的用工制度开始瓦解，尤其是《劳动法》的颁布实施，使我国具有了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即时解除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法》完善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使该制度更为细化和合理，但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地位的先天不平等状况并没有彻底改变，因用人单位行使即时解除权导致的劳动争议仍然层出不穷，如果不能平衡好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利益，将会对劳动者的生存权和用人单位的发展权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影响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本文以用人单位即时解除劳动合同作为选题，尝试通过分析找出现有规定的不合理之处，然后比较国外相关劳动立法，以期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善，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在法定辞退事由、辞退程序以及违法辞退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如“不符合录用条件”和“严重违反”等用语表述过于模糊、法定事由的立法模式单一以致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可解除劳动合同的刑事责任包含的范围太大、工会监督职能难以发挥等。笔者在对我国现行规定进行分析的同时，比较分析国外相关立法，借鉴其优秀的立法经验，对我国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采用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明确“不符合录用条件”和“严重违反”等用语的适用标准、区分对待不同的刑事责任以及改进工会监督职能等，希望对我国用人单位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立法和理论研究能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