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民融合的视角研究国防科研投资,探讨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的内涵、依托方式、基本思路和实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涉及国防、经济和社会三个系统的复杂关系。军民融合是一种状态,而非过程;军民融合是同时出现的一组相对应概念,“军”与“民”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和内容。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是一个总体上的均衡概念,既是投资主体的“军民融合”,也是投资目的的“军民融合”。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式发展是世界主要国家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既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的可行性表现在:军用科技与民用科技的兼容性不断增强,投资主体有共同的经济动因驱动,民营企业部门明显的发展优势为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正在形成。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的特点包括:(1)投资来源的多元化,(2)投资目的多元化,(3)投资决策的战略性。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不仅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世界主要国家在推进国民经济发展时大都采取了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根据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既有“军转民”,也有“民参军”,还有军民并行。美国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采取以军带民的模式,先后实施“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催生和带动了核工业、航天、计算机、GPS、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本在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上采取的大多是先民后军、“以民掩军”模式,瞄准未来高技术,为国防建设积累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欧洲的伽利略计划则是军民并行的全球导航服务发展项目,既带动了欧洲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提高了欧洲防务与安全保障能力。还有俄罗斯的“军转民”模式,以色列“以军促民”模式等等。根据国防科研投资类型的分类,实现国防科研投资的军民融合,可相应地采取“嵌入型”、“互动型”和“依托型”三种模式进行相应的国防科研投资。当政府决定实现某种国防科技产出活动时,可直接投资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即“依托型”模式;可通过招标的方式按合同订货将国防科研任务交给非国有企业,即“嵌入型”;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可采用“互动型”国防科研投资。应用经济学模型,对军民分离时与军民融合时国防科研投资规模与社会最优需求水平进行比较。从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可以确定最优的国防科研投资规模,在经济社会的可承受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协调性。实现我国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的对策是:加大R&D投入,多方快速积累国防科研资本;优化投资结构,全面提高国防科研投资效益;对接供需平台,实现国防科研投资主体多元化;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军民融合的相关法规法律;实现双向转化,拓宽军民共享成果转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