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作为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宋教仁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兴起义、办杂志、加入同盟会、组建国民党、怒斥袁世凯假和平真专制,仗义执言,唯存“公”字在心间。在参加革命实践和投身中华民国建设中,宋教仁深入地研习了西方的政法理论,系统地总结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政党政治成功的经验,努力将政党政治的思想观念引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逐渐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政党政治思想。从政党、内阁、议会三者关系的视角来看,宋教仁在参与中华民国建设中主张先合并小党势力,形成政党格局“二大对峙”的局面,再由两大主要政党参与议会选举,获得多数席位,组建“纯粹的政党内阁”。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方案与英国先有议会,议会发展形成两党制的逻辑完全不同,他认为两大政党的形成是实行政党政治的前提,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是联系政党与内阁的媒介,是政党掌握国家权力的工具,内阁则是政党掌握国家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宋教仁首次提出了“国民合成心力”的概念,并且认为议会是政党发动“国民合成心力”的主要渠道,政党通过选举进入议会,代表国民肩负“维持国家之责任”。宋教仁推崇政党内阁、批评皇族内阁、反对混合内阁和超然内阁,政党内阁的基本架构是政党与内阁紧密联系在一起,政党内阁由议会产生,内阁代替总统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不掌握实际权力,不负实际责任。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移植性、坚定的革命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其政党政治思想在中国近代政党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的政党思想启迪了国民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国民的政治觉悟,提供了政党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的政党理论与有益的实践经验。同时,宋教仁政党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失败又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当代反思,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政治路线并不能挽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西方的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妄想把西方政党政治的那一套移植过来注定会失败。新时代,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