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修改之后,侵犯商业秘密罪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在商业秘密的定义、侵权行为类型这两方面在法律规定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情节严重”成为界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刑民责任的主要标准,这种规定加剧了商业秘密案件刑民界限的模糊程度。因此本文对商业秘密案件的刑民交叉问题进行探讨,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些许参考,具体来讲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刑民交叉与商业秘密理论概述,分别对刑民交叉与商业秘密展开论述。在刑民交叉部分,论述刑民交叉的概念,明确刑民交叉研究的基础是基于同一事实竞合的情况;基于法秩序的统一原理论述刑民交叉的理论基础;将刑民交叉分为民事侵权行为、合同行为、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分别与犯罪行为的交叉这三类展开论述。在商业秘密部分从商业秘密的定义、属性、商业秘密的刑民认定三个方面展开,主要论述了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原因,在商业秘密的刑民认定这里论述了认定商业秘密的刑民标准一致性的理由。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商业秘密案件刑民交叉的实体问题,分为认定损失数额刑民不分、刑民行为类型设定同一化两部分。刑法和民法追求的目的和价值规范是不同的,商业秘密民事侵权与刑事损害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民事诉讼中计算损失数额的方法不能直接用于刑事诉讼中。本文将刑法中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按照非法获取、非法获取并使用、违约使用、间接侵犯四类,对于这四类行为本文认为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的二次法理论,采取与民法不同的认定策略。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商业秘密案件刑民交叉的程序问题,分为刑民先后之争、前诉生效裁判的效力之争、刑民证明的冲突三部分。刑民先后之争对先刑后民与先民后刑这两种模式展开论述,先刑后民模式是处理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可以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但也存在法院级别管辖错位等问题;先民后刑模式可以解决一些先刑后民的缺点,但因为没有规定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反而不利于商业秘密权利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这两种模式均存在各自的优缺点。前诉生效裁判的效力之争的根源是刑民诉讼中不同的证明力标准,本文分三种情况展开论述。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中的标准且商业秘密与侵权行为的认定这两方面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给出了不同的证明责任,在诉讼中容易产生刑民证明的冲突。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刑民交叉视角下商业秘密保护的完善路径,分为实体和程序两部分。实体部分主要论述了根据商业秘密的三性认定损失数额、限缩刑事行为类型、明确情节严重非数额要素认定、考量法益平衡的标准四方面。损失数额的认定从商业秘密的非排他性、商业秘密价值的市场性、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法益侵害性角度出发展开论述;情节严重属于较为开放的认定要素,本文将情节严重分为可量化的因素数额与不可量化的非数额要素分别进行论述,非数额要素主要论述了行为人的身份、主观状态等;本文认为为了更好的界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民责任,应当注意考量刑民法益平衡。在程序部分,本文认为应当在坚持三审合一的模式下依照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采取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前诉生效裁判的效力由后诉的证明标准决定;针对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中不同的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分配,应当在三审合一模式下分诉讼阶段适用刑民证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