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成长小说”在后殖民文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属于后殖民文学“逆写帝国”的范畴,表达了后殖民作家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写作立场,以及构建民族国家身份的文学主题。后殖民成长小说通常沿用现代主义反成长小说的叙事常规,提倡以形式上的颠覆来反抗殖民/帝国主义话语,抑或采用后殖民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手法,借助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神话元素构建民族文化身份。大多数后殖民成长小说融合了以上两种叙事模式。然而,后殖民成长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反抗而反抗”,它包括更多的类型。先前的后殖民成长小说研究通常仅将其视为一个反抗的叙事形式,忽略了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后殖民成长小说,也有研究者虽然关注这类小说所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对其形式特征关注不足。本文选取了四部沿用现实主义叙事常规的后殖民成长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奈保尔（V.S.Naipaul,1932-2018）的《灵异推拿师》（The Mystic Masseur,1957）、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1958-）的《最后的通道》（The Final Passage,1985）、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1954-）的《郊区佛爷》（The Buddha of Suburbia,1990）和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1940-2017）的《新印度小姐》（Miss New India,2011）,探究这类后殖民成长小说的文类特征。本文参照后殖民叙事学的阐释方法,通过形式分析与文化政治批评相结合的路径,考察四部作品在情节图示、叙事结构、人物形象与关系、话语方式等形式方面对经典成长小说的挪用,进而以作家生活的时代、其个人经历以及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依据,挖掘形式差异所蕴含的主题意义与历史文化内涵。本文提出,后殖民成长小说不仅仅囿于“逆写帝国”,它涉及更多的主题,包括“攀附式模仿”、身份杂糅和跨国跨文化体验;而它涉及的政治议题也并非只限于国家寓言,也包含了性别政治,特别是对母国父权等级意识的反思。研究揭示,《灵异推拿师》反复打断和翻转经典成长小说线性发展的情节,展现主人公甘内什在英国和印度两种文化影响下曲折的成长历程,而情节的中断和逆转则表明他既无法像本土英国人那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融入当地社会,也无法成为一名印度教所尊崇的隐居学者。甘内什的成长故事展现了殖民晚期印度契约劳工及其后裔在特立尼达的真实生活,表现了后殖民成长小说中的“攀附式模仿”（mimicry）主题。《最后的通道》的作者通过精巧的章节安排、多个故事时空结构的构建、以及破碎的人物关系设计了一个分裂的叙事结构,以此展现加勒比黑人女孩莱拉的流离失所和模糊的身份。通过讲述莱拉作为移民的成长经历,作品描述了第一代英联邦移民在英国无根的漂泊和艰难的生存状况,呈现了后殖民成长小说从“逆写帝国”向身份杂糅和跨国体验的主题的转向。《郊区佛爷》对经典成长小说的挪用体现在人物形象上。利用流行音乐和戏剧,库雷西塑造了一位具有反英雄特征的印度英国混血少年卡里姆。他跨越了固有的性别、阶级、性、种族身份的界限,重塑了自己的多元文化身份,承认自己是英国人,同时接受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卡里姆的成长故事是第二代移民成长的缩影,描绘了这一代移民为了融入英国社会所付出的努力,并进一步显示后殖民成长小说的身份杂糅和跨文化体验主题。在《新印度小姐》中,作者用斜体文字进行人物思想表达（thought presentation）,以此再现女主人公安嘉丽觉醒的自我。安嘉丽的成长是一个国家寓言,代表了印度在独立后的快速发展。小说聚焦于后殖民成长小说涉及的性别政治,尤其是印度女性对印度文化中父权制的反思。本文突破了后殖民成长小说研究中抵抗模式的简单化倾向,注重后殖民成长小说包含的杂糅性和跨文化体验。四部后殖民小说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挪用经典成长小说,既表达了后殖民成长小说的反成长和反抗话语,又以后殖民文学研究通常强调的“反抗”作为对照,揭示了后殖民成长小说暗含的“融入”立场与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