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突厥族中的传播经历反复，有三次大的传播，但都没有持续下来。佛教在突厥族中传播具有临时性、局部性的特点，从未出现全民接受的局面。最有可能出现全民信仰的是在佗钵可汗时期，但因佗钵死去而未果。此后，佛教的重现都是与周边文化接触的结果，是局部地区的信仰和部分人群所信仰。　　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有两个重要时期。佛教在蒙古族的传播开始与阔端，忽必烈统治下流行一时，但是这一时期佛教只是在蒙古王公贵族等上层中流行，并没有在蒙古民众中广泛传播。元朝之后，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中断。直到俺答汗时，藏传佛教格鲁派才较稳定的传播开来，扎根蒙古社会，延续至今。　　佛教在同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传播，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命运呢？这是因为佛教在两族中传播存在许多不同之处，这些诸多不同之处就是佛教传播不同命运的原因。　　首先，佛教传入突厥、蒙古两族时的政治背景不同。从突厥族而言，突厥政局不稳，政治持续性不强，不利于佛教传播。而且突厥政权结构分散，大可汗下有小可汗，也不利于外来文化全面传播；就蒙古族而言，俺答汗时期，俺答汗兄弟及其家族牢牢掌握着右翼蒙古统治权，长期秉政，内讧较少，有利于佛教传播，而且俺答汗强大势力和威望保证了佛教在漠南地区的深入传播。　　政治背景的差异，也使得两族不同时期的当政者对佛教传播给予不同的推动，体现出政治因素对佛教传播具有主导性作用。佛教在突厥族中传播经历反复，就是不同时期的突厥统治者对佛教选择扶持和反对交替影响的结果。而佛教在蒙古族中延续至今，与其在蒙古族中传播的两个重要时期都得到当政者带有政治目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蒙元时代，蒙古社会关注其在西藏的经略，需要利用萨迦派在藏区的势力来建立和巩固他们对西藏的统治。俺答汗大力支持格鲁派，则希望利用格鲁派势力达成蒙藏联合，消除战乱统一蒙古诸部于自己的麾下，实现“长北方诸部”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因素对佛教传播的主导作用，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回鹘和契丹亦有体现。　　其次，突厥佛教与蒙古佛教的来源不同。突厥佛教主要来自内地。内地佛教传入突厥后，因为时间短促，未来得及改造变通，与突厥本土文化反差较大，不适应当地生活环境。蒙古佛教源自西藏佛教，能适应牧区社会，比较容易为蒙古游牧社会接受。　　再次，突厥、蒙古佛教的经济基础不同。突厥族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在后突厥汗国时期，引入农业，但是所占比重非常小。蒙古族也以游牧经济为传统，但是在俺答汗时期，农业发展很快，出现了半牧半农的经济趋势。这种不同反映出住牧相对固定化和农业的引入对佛教传播有积极作用。后突厥时，默棘连“欲城所都”，反映出此时突厥已有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定居化倾向,此时佛教在突厥族重现。俺答汗时丰州滩出现了归化城，有了农业，而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在蒙古族民众中广泛传播的时期。回鹘、契丹大兴佛教，也与住牧地相对稳定和引入农业相对应。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通过对突厥、蒙古佛教命运的比较研究，可得出四点理论启示。一是宗教传播需要内在动力；二是宗教传播需要文化融合；三是宗教传播需要文化价值的评估；四是地理空间对宗教传播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