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58年6月的《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办的首份中央机关刊。至1988(1958-1966)《红旗》杂志历时三十年。三十年间，它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者和推动者，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当代中国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因此，加强对《红旗》杂志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红旗》杂志自创刊至“文革”前的传播历程作为研究对象。　　论文除导言与结束语外，分为五章。第一章对《红旗》杂志的创刊、在“文革”前八年的载文情况、作者情况等作了概括分析。第二至五章，分别从《红旗》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教育思想、文艺理念、史哲观念等方面，具体分析《红旗》杂志在政治传播、社会动员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是如何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服务的。　　第一章“《红旗》杂志(1958-1966)概述”。本章介绍了《红旗》杂志的创刊经过，简要分析了《红旗》杂志的创刊缘起，同时对“文革”前《红旗》杂志的编辑机构、发文数量、作者类型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共中央创办《红旗》杂志的目的，既有提高领导干部理论水平的考虑，也有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考虑。本章中，笔者还分析了“文革”前《红旗》杂志的作者类型和文章主题，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红旗》杂志的中共中央机关刊性质。　　第二章“《红旗》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文革”前，“跃进”、“调整”、“反修防修”等政治话语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的传播主题。“大跃进”高潮中创刊的《红旗》杂志，从破除迷信、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等方面宣传了“跃进”形势。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调整”话语便成了新一阶段的主流政治话语。以庐山会议为界，《红旗》分两个阶段对“调整”进行了宣传。庐山会议前，《红旗》杂志主要宣传商品生产理论，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按劳分配原则等。庐山会议后，《红旗》所载文章主要强调经济核算、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的转移以及“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等。“反修防修”是“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另一重要政治话语。国际方面，《红旗》杂志为中苏论战的主阵地，不但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战文章，而且许多论战文章也是在《红旗》杂志社的参与下写作而成的。国内方面，《红旗》着重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策，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　　第三章“《红旗》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思想”。《红旗》杂志1958年第7期刊发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本章以此为起点，结合“教育革命”的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红旗》杂志所刊发的以教育为主题的诸多文章，以揭示《红旗》杂志此阶段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思想。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红旗》杂志着重宣传了在全日制大、中、小学中开展的勤工俭学、农村创办的农业中学、企业创办的半工半读学校等三种实践形式。文章认为，这些办学形式，虽然有办学水平较低、办学条件较差等先天不足，或者说劣势，但其积极作用不应低估。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红旗》先后刊出多篇文章，对中共中央教育调整的政策加以解读和宣传，其主要精神有:强调学校教育中教学的中心地位、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推介学习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等。同时，《红旗》以类似专栏的形式，连续多期发表与教学有关的小品文，以展示调整时期《红旗》所宣扬的教育理念。　　第四章“《红旗》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本章从文艺作品、文艺理论两个方面探究了《红旗》杂志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及其嬗变。在文艺作品方面，《红旗》杂志以高度的热情刊发了数十首新民歌，以及一些由著名作家所撰、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和生产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作品，《红旗》向读者展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及在建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由此彰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神的政治意蕴。在文艺理论方面，从1958年至“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经历了从倡导“两结合”，到强调按照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以及由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到提倡现代剧的嬗变。这种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文艺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理念。在“文艺大跃进”中，由于不恰当地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确定为“我国文艺的新方向”，因而导致了我国文艺创作水平严重下降。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念也转向了注重艺术创作规律。不过当政治领域突出“反修防修”、“重提阶级斗争”之后，文艺界也开始了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红旗》杂志便刊发了一些批判文章。那些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被认为没有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没有为工农兵服务，没有描绘“火热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没有描绘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红旗》杂志大量刊发提倡现代剧的文章，便是为了这一目的。　　第五章“《红旗》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的史哲观念”。通过对《红旗》杂志所刊发的哲学、史学相关文章的梳理，本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哲学、史学，服务现实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关怀。就哲学而言，一方面，《红旗》发表了诸多紧密结合形势需要的理论文章，给读者以很强的理论说服力，推进了政策的贯彻实施。同时，《红旗》所载哲学文章也就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解说和讨论，为哲学自身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红旗》根据“左”的认识，也对与其不一致的哲学观点，如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以及冯定的哲学观，进行了批判，并进而上升为对持异见者的人身批判和政治斗争。这种批判，既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阻碍了哲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史学方面，针对“史学革命”中提出的“左”的史学思潮，《红旗》通过刊发批评文章，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推进了史学领域的调整。但是，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历史主义”受到批判，史学领域成了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出于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的考虑，《红旗》密集地刊发批判文章，促使批判不断升级，从对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批判，渐次演变为政治批判，从文化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并最终从以“文化”为名义的“革命”，演化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革命。　　结束语对《红旗》杂志(1958-1966)的传播进行述评，认为《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紧密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发挥了“喉舌”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实现了本刊作为政党刊物的职责。这主要体现在《红旗》杂志为党的执政传播了精炼的政治话语，实现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塑造了明确的意识形态等方面。但是，就共产党的宗旨及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的功能和使命而言，《红旗》的传播也有一些与之不相适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