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分权”被增添了许多内涵。在财政分权的基础上,金融分权也逐渐被纳入中国式分权的范畴。这种制度上的创新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一方面,“金融分权”可以通过资源最优配置的“竞优式竞争”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金融分权导致的地区竞争能够通过刺激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清洁生产进程,平衡社会贫富差距等方式优化当地的资源配置,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由于“GDP挂帅”机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晋升锦标赛”,金融分权也很有可能带来“竞次式竞争”,这会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看来,金融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文将金融分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模型,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以期为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第一,对金融分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第二,在经济高质量“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增加效率和稳定两个维度,通过熵值法构建我国2008年-2019年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然后分析了报告期内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情况和地区差异,通过对我国金融分权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的现状分析,初步判断了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三,利用2008年-201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实证分析金融分权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的差异性,进行分地区回归,同时以财政分权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并为了探索最适合的金融分权水平,以金融分权为门槛变量,建立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金融显性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隐性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绿色、开放和稳定有积极影响;第二,金融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金融显性分权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却抑制了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隐性分权促进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东部地区并没有显著意义;第三,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削弱了金融显性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加强了金融显性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而在西部地区,这种调节效应并不存在。其次,只有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削弱了金融隐性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在其他地区,这种调节效应并未显现出来;第四,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以金融显性分权为门槛变量的检验结果均存在单门槛效应。全国层面上,门槛值前后,金融显性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由正变负;在东部地区,门槛值前后,金融显性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由由正变负,并且门槛值前后,负向作用小于正向激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因地制宜确定当地金融分权水平,并与财政分权制度相适应,以期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形成良好联动效应;第二,优化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从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政绩考核机制;第三,要把握金融分权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影响,根据经济发展适当调整金融分权水平。该论文有图16幅,表24个,参考文献12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