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虽中央设有专门的审判机关，但审判权却不是审判机关的专利，大量重大疑难案件以及特别地区、特别人群的案件都不是由审判机关单独进行审判，甚至根本就不由审批机关管辖。审判机关地位卑微，管辖范围狭小，权力低下，既不能独立审判，还没有终审权。与此同时，作为司法行政、司法监督机关，其职权也不是纯粹的，也行使审判权。除此之外，各个行政机关不但参与司法机关的审判，且在审判中占压倒优势，主导审判，更有甚者，审判机关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而行政机关却有权对特定案件进行相对独立的审判，是典型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兼理司法。上述情形可以概括为“审出多门”。　　“审出多门”的唯一出路是“审出一门”。“审出一门”强调审判权的唯一性、专有性、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权威性。除了审判机关外，任何其他机关、组织、个人均不得行使审判权，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干涉审判。然而在中国一部古代史上，恰恰只有“审出多门”，没有“审出一门”，始终停止在“审出多门”的状态，始终没有迈入“审出一门”的门槛。可以说，“审出多门”是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最大的传统，而且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而到了清朝这个末代王朝则发展到了极致，在一部古代史中最具典型性。清朝行使审判权的机关之多、门类之齐全，为前古未有。　　上述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系列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不可全然否定，不可用今人的标准苛求历史和古人。但应当指出，“审出多门”是由国家政体决定的，王权则是核心和要害。从一定意义上说，“审出多门”既是国家政体的一部分，也是王权的必然产物，只要权力集中于一人一家一姓一个组织一个机关，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审出多门”，即便不名之为“审出多门”，事实上也是“审出多门”。“审出多门”既出自于集权，又服务于集权，最终还势必会毁灭集权。因为，它无视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势必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清朝的“审出多门”虽然最为典型，但到了晚清却遇到了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并遭受重创，随后便开始了从“多门”向“一门”的转变，一改数千年的司法审判传统。但1949年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北方的列宁斯大林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主义、流民主义相结合，使传统的“审出多门”以畸形变态的面目出现，其明显特征是：政治化、阶级化、暴力化、运动化、民粹化、无序化，由此制造出无数的冤假错案，留下惨重教训。改革开放后，虽名义上是“审出一门”，而实际上依然受政治、行政等各个权力机关的控制、操纵、干涉，远未走出“审出多门”的怪圈。但从发展看，“审出一门”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