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居民对共享改革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然而,现阶段农村居民无法拥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经济权利。从消费层面看,相比城镇居民,金融获得能力不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滞后和限制。对此,以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普惠金融在满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过程中有何本质特征?现阶段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使用水平如何?普惠金融通过何种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整体消费?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何影响?这些有关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问题亟需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和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沿着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要素和范畴、消费结构变迁、消费结果体现的逻辑路线,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展开多角度实证研究。即从供给和需求视角分别测度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普惠金融使用程度,围绕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影响、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等问题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在对普惠金融发展和使用程度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2011-2020年间,我国普惠金融处于高水平、相对低效率的发展阶段。从需求侧来看,农村居民普惠金融使用程度正逐步提高,并且基于不同家庭特征的分组对比后发现,金融资源正在逐渐向经济地位更为弱势的农村居民倾斜。（2）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和使用程度的提高均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3）依据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可知,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空间集聚效应,而双权重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说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效果集中于地区内部。其次,进一步模型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基于城乡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地区金融发展将抑制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正向影响效果,由此可见城镇金融发展对于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调节作用。（2）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和农村家庭经济特征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知,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和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但农村居民极易因家庭资产规模有限而受到流动性约束,对此平衡普惠金融和家庭资产规模的配比具有重要价值。再次,通过动态面板模型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支出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是否具有趋同性,进一步采用QUAIDS模型分析农村居民使用普惠金融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相关结论为:（1）动态面板模型FD-GMM估计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对各类消费品支出,本文基于ELES模型将消费品划分为高档商品和基本商品后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基本商品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体现了普惠金融的普惠性特征。（2）从城乡消费结构相似性并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看,普惠金融发展促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趋同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并且以促进城乡居民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消费相似性提高为主。（3）本文将我国农村居民奢侈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类消费品）消费支出的提高视为消费结构升级,基于微观数据和QUAIDS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加大普惠金融使用程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因此,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最后,本文依据不同数据特征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及农村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特征和趋势。本文基于消费等价法测度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采用PSTR模型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同时,运用微观调查数据测度农村家庭消费基尼系数,并以此表示农村居民消费差距,结合RIF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使用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消费差距,但从变化趋势上看,大多数省份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收敛特征。（2）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存在非线性影响,其作用效果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表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特征。（3）我国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逐年缩小,进一步基于RIF模型检验结果可知,普惠金融使用程度提高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消费差距,这其中以缩小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六类消费品的消费差距为主。因此,大力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普惠金融正在向好发展,且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保证在于提升普惠金融发展的效率和使用水平。具体而言,我国应在继续保持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注重普惠金融资源配置和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此外,各级政府需将金融资源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避免金融资源挤占现象,适度降低普惠金融准入门槛以缓解农村居民金融排斥现象,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