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湖南地方报刊中最有影响的民营大报。该报创办时正逢袁世凯复辟帝制轰然开幕,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以“筹安”之名诋毁共和,鼓吹君主立宪制,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帝制复辟的潮流。面对这一历史逆流,刚刚诞生的湖南《大公报》高举“维护共和、反对帝制”的旗帜,对帝制派展开了笔墨讨伐,推动了反袁称帝斗争的发展。湖南《大公报》在“袁世凯复辟”时期的“反袁称帝”传播分为三个阶段：(一)筹安声中反对帝制(1915年9月-1915年12月)；(二)帝制压迫下迂回抗争(1915年12月-1916年3月)；(三)清算帝制后重谈共和(1916年3月-1916年6月)。从最开始对筹安会的猛力抨击,到帝制公开后对帝制复辟的迂回反对,再到袁世凯退位后对整个帝制的清算,湖南《大公报》通过旗帜鲜明的新闻报道和立场坚定的言论对公众舆论进行了引导。该报首先运用议程设置的策’略,通过知觉模式、显著性模式、优先性模式,一步步将“帝制复辟”这一议题推入受众的视野,引起广泛的关注。再通过信息选择的三种传播策略,即借他人之口表自己心声、巧寓观点于事实、灵活整合信息无声对抗,从“怎么想”的层面引导受众往“反袁称帝”这一主题靠拢。同时,言论板块极力鼓动“反袁称帝”,配合新闻板块的集中连续报道,营造强大舆论声势直接引导受众,对已经渐起的“反袁称帝”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南《大公报》在“反袁称帝”的传播中还体现了舆论监督和谋取生计的诸多策略。在袁世凯政府的舆论压制下,大公报人秉持着文人论政的传统,一面坚持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力陈袁世凯复辟帝制妄图倒转中国历史车轮的罪行,一面依靠独立经营、敲山震虎的报道策划、借助外力和巧妙报道等策略在寻求生存中争取新闻自由,为传媒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