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龚鹏程将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游士时代”,“人人不安土重迁”,游的阶层上至贵族,下至百姓。作为“游”之一种的“旅游”,也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孔子、庄子不仅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当时旅游者中的杰出代表。孔子一生游历丰富,庄子亦爱“入山林,观天性”。他们的旅游思想既有诸多不同,又有内在的同一性。本文运用哲学、美学等相关理论,结合当代旅游学的视角,对孔子、庄子的旅游行为、旅游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首先,通过对孔子、庄子生平与游历的梳理,初步总结二者旅游活动的特点。孔子的游历,伴随一生,视域广阔;旅游活动的进行具有自发性,执着中体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其旅游行为既有依附性又有相对独立性。庄子的旅游思想主要体现在《庄子》一书对各旅游主体、旅游行为的描述中。与旅游相关的“游”主要有三个层次:身游、遨游与心游。身游是一种现实的旅游行为。邀游则给现实旅游的行为框架加上了超现实的旅游主体和客体,使它既有现实性,又具象征性。心游进一步抽掉现实的因素,使旅游带来的心灵体验更加凸显。其次,按着两条线索展开探讨。其一,根据行为的发生过程,从旅游的动机、旅游的历程、旅游的意义三个环节对孔子、庄子旅游思想进行研究;其二,引入生活世界理论,从生活世界和旅游世界的矛盾运动中发掘二者旅游思想的特质和异同。要点如下:旅游活动的发生源于旅游动机的存在,即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的不平衡。孔子、庄子旅游世界的建构都源于他们所认识到的本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孔子在旅游世界中努力弥补现实世界带来的异化,而庄子的旅游世界与生活世界决绝的对立,使他在放弃中走向重建。从旅游世界的构成上看,孔子的旅游世界由社会文化及自然景观构成,其中社会文化占主导,而庄子的旅游世界在空间上是与自然界重合的。孔子、庄子的旅游动机虽有种种的不同,但在旅游世界的最终归宿上存在一致,即通过意义的寻找促进人的完善。旅游实际是追索本真生活世界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旅游体验中。在旅游体验的方式上,孔子、庄子都注重外在感官的运用、身体的参与和内在情感的渗透。在旅游体验的发生结构上,孔子体验的时间维度尤为清晰,按照历构、临构和预构三个层次步步推进,发展升华,而庄子体验的心理之流更为浓厚,主要表现为由感官到情感至精神的飞腾,由静到动再到静的发展,从“忘物”到“以物观物”再到“物化”的提升。虽然二者的体验方式、取向等有诸多不同,但都沿着各自的体验之流发展,由物我的异质同构上升为物我的合一,最终得到旅游的愉悦。这种愉悦源自他们对“美”的体验和对“乐”的追求。在旅游体验的特质上,孔子、庄子表现出三方面的异同:孔子的体验侧重认知,庄子的体验侧重遁世,但二者又在补偿性体验上复归一致;孔子体现的是饱含社会之情的中和之境,而庄子对个体自由心向往之,对于闲适境界的追求,二者又殊途同归;孔子在旅游体验中表现出自然的人化的倾向,而庄子主张人的自然化,但两种倾向最终都导向和谐,即在旅游世界中体验到的物我的合一。旅游行程结束后,获得本应有的意义,生活世界得到“还原”。孔子之游体现出一种圣人的情怀,集中表现在游与德的关系上,是伦理导向的。庄子之游则是一种神性的存在,具体蕴含在游与道的关系中,是哲学导向的。但二者更重视旅游对现实的人的影响,即旅游可以使情感得以宣泄,身心得到塑造,最终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在孔子和庄子看来,旅游对人的影响是同样广泛和深远的,旅游的意义正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孔子、庄子将旅游的意义分别提到“圣”与“神”的高度,但最后都落实到现实的人生上,完成了人性的回归。总之,孔子、庄子的旅游思想内涵丰富,既有“异曲”之音,又有“同工”之妙,值得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