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界定核心概念居民参与,也称公民参与,即社区居民以各种方式结合起来,增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参与推动并分享社会的发展.文章以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为工具,将全文置于两个假设之上.第一、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力的总和是一个恒定量,从这一意义上讲,政府的权力越多,民众的权利就越少.第二、居民参与的动力,首先不是基于对民主信念的认知与诉求,而是基于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关照.全文分为七个部分,其逻辑结构如下:文章首先界定核心概念—居民参与,即社区居民以各种方式结合起来,增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参与推动并分享社会的发展.文章以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为工具,将全文置于两个假设之上.第一、权力与民众权力的总和是一个恒定量,从这一意义上讲,政府的权力越多,民众的权利就越少.第二、居民参与的动力,首先不是基于对民主信念的认知与诉求,而是基于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关照.第二部分是考察地方政府的治道变革,包括技术创新和分权行动两个方面.由于技术创新构成制度创新的基础,因而文章先从学习、借脑和资源配置三个方面讨论了制度创新的技术.即各试验区之间互相学习,向专家借脑,和调整人力,财力物力的分配.地方分权关涉政府能力的重塑.文章以武汉、沈阳、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责、权、利关系重构为依据,阐明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动性为居民参与提供了条件和扩展空间.第三、四、五部分是对居民参与方式的类型学考察.其中,第三部分主要考察地方政府组织下政治层面的居民参与的方式,包括社区选举和"民评官"两个方面,从而形成政府与社区权能转承的周期,参与的过程体现了政府与民众的刚性互动,其中不乏创新之举.第四部分考察以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为目的的居民自组织参与方式.包括社区精英感召下的门栋自治,文化互动层面的楼群自治,公共事业筹办中的居居、社区内单位之间的共住共建,以及社区组织下的志愿者服务.这些参与方式既为政府减压,又提升了社区的功能.第五部分是考察公共政策层面的城市地方政府与居民组织的互动合作的参与方式,包括政府听证会、居民公决、居民论坛等.第六部分是对地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与居民参与创新的相关性分析,提出社区建设的互动合作模式,并结合案例总结其运行机制.互动合作,简而言之,就是试验区基层政府面对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和对潜在利润的认识,在与居民的博弈中选择新的制度安排,上级权力对地方的创新予以确认,激励地方政府更积极主动地继续创新,达到与民众需求更高的契合.中央政府从各地的创新中得到激励,由实验试点到示范、推广,从而出现整体推进的局面.文章指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体,互动合作的制度变迁模型是社区建设中的最佳路径.最后部分是思考居民参与的发展空间.文章提出,要进一步提升社区的功能,社区组织应扮好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要在实践中解决社区工作者和居民之间参与程度不对称的问题.对政府而言,要处理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树立宪政观念.该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材料新颖.论文使用的材料是通过大量的调研,在社区建设第一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或者从其他专家调研中获得的原始材料,论文力图用鲜活的事实体现现实证性,与同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几乎没有做重复性劳动.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进行跨学科知识运用.论文尝试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运用到城市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居民参与的分析中,寻求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各自的制度变迁路径、制度创新的过程及其相关性,以期获得新的理解.第三、寻找新的研究视觉.将地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与居民参与方式的变化结合起来研究,并进行实证分析,是一种新的尝试.现有的研究成果展现的多是推演性分析.第四、理论上的尝试.论文将居民参与分为他组织方式、自组织方式和互动合作方式,这是现实中切实存在而以往研究居民参与的成果中较少涉及的.更重要的是,论文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合作"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也是对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的运用进行反思的结果.自从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之后,经济学家就对制度变迁的方式进行分类与解释.比如,林毅夫教授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杨瑞龙教授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理论;还有徐勇教授的规划性制度变迁理论等等.上述理论很难对该文的主要研究给与满意的解释.该文总结出"互动合作"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种理论反思与现实关怀的尝试.总之,该文以社区建设中的地方政府的治道变革导致居民参与的变化为中心议题,以制度分析方法为工具,探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分权行动及其对社区的创新行为予以追认,导致了政府和社区关系的重大变化,激发了广大居民的参与热情.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在政治层面和社区公共管理层面都有突出的表现,这为地方政府的善治目标追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居民需求.文章指出地方政府治道变革与居民参与具有正相关性,地方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合作是提高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