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行政活动的渐趋复杂,职能分工的专业化阶段化在行政领域已是常态。然而,阶段化行政权力兴起的另一面是阶段化权利救济的部分缺位。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与司法实践下,显名主义原则通常是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或可复议的主要标准。因此,在由数个具有对外效力的行政行为组成的多阶段行政程序中,若利害关系人认为先行为侵犯自身权益,只能向前追溯并就先行为本身主张救济;在由多个行政机关参与作出的一个多阶段行政行为中,作为行政内部行为的先行为由于“不显名”,亦未被一般诉讼及复议制度所覆盖。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饭垄堆案”等典型案例的审理,确立了行政违法性继承、行政内部行为的部分可诉与可复议、程序性行政行为的部分可诉等先行为的司法审查规则。这些实践突破虽具有重大意义,但尚不能普遍适用于多阶段行政活动之中,且未能将先行为的规范性纳入到可审视及可控制的稳定轨道上来,因而存在一定局限。基于行政权运行特征而提出的行政行为连贯性理论,为对抗多阶段行政行为和程序中先行为的效力提供了行政自我控制的新思路。行政行为的连贯性意指当行政主体在追求同一行政目的与法律效果时有多个行为,后作出的行为需同先行作出的行为保持一致、连贯。连贯性要求使得后行为的作出机关无法对先行为的违法和瑕疵置之不理,从而尽力规避那些不必要的违法可能。行政行为的连贯性要求并非凭空产生,其以行政自制理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以及信赖利益保护理论为理论基础,并在改善政府行政效能、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预期、实现诉讼经济等方面有着价值发挥空间。行政行为应当以连贯为原则,连贯性截断为例外。实践中行政行为连贯性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主要涵括“多主体·多程序·多行为”“一主体·多程序·多行为”“多主体·一程序·一行为”三类。要判断其中行政行为实现连贯与否,则可以借鉴法律论证融贯论的相关理论,从后行为对先行为的证立过程对此予以考察。同时,为了避免僵化适用连贯性要求致使后行为对先行为“照单全收”,必须规定连贯性的例外情形,其主要涵括先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下的当然不连贯、先行为系弱约束型参与行为时的选择不连贯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