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环境压力、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及国际压力、大国的责任与承诺,决定着采取相应的政策手段来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势在必行。通常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政策包括四类,即行政命令和规制、利用市场的手段、创建市场的手段以及“公众参与”。与国际上其他的国家相比,目前我国过多的依赖行政命令的政策手段,缺乏市场的手段,不仅损失社会的效率,而且缺乏长效性。因此本研究将分析能源税和环境税以及排污权交易等基于市场的节能减排措施对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首次探讨了不同的税收返还机制对能源税和环境税政策在中国是否存在“双重红利”效应的影响；首次从区域的角度分析能源税和环境税政策的实施对国内不同区域的影响以及省际间排放权交易的实施效果,从而为政府今后制定和完善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利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这一国际上常用的政策分析模型。同时考虑中国国土辽阔,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要素禀赋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本文同时构建的全国和包含各个省份的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首先设计了四种能源税和环境税情景,并利用全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其次从区域的角度,设计了统一税率和统一减排幅度两种碳税情景以及基于历史原则分配排放权和基于人均原则分配排放权两种排放权交易情景,结合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策效果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税和环境税以及排放权交易都可以有效地控制能源的消费和污染物的排放；污染税对于控制污染排放比能源税更有效率；与其他结果一致,税收收入的返还机制也是决定“双重红利”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发现在中国当环境税收入用于降低服务业生产税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可以实现“双重红利”；从区域角度来看,无论是统一税率的环境税、统一减排幅度的环境税还是两种形式的排放权交易政策都会造成各个区域的福利损失。其中损失最大都是那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省份,而且经济落后省份的损失通常大于经济发达的省份,因而会扩大地区差距；不同排放权分配不会带来整体效率的差异,但是却存在政策公平性的差异,人均原则的公平性要优于历史原则。因此从政策方向来看,今后应该积极推动环境税改革,制定“利用市场”的税收政策和公平性的排放权交易政策；将产业结构转型与污染控制相结合,出台相关的污染税政策和促进服务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快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将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与其他政策综合起来运用,比如环境税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配套实施,在实现效率的同时,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