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发，虽然有地球生态系统周期性变化的因素，但工业污染对环境固有平衡的破坏和损害是毋庸置疑的。工业污染造成的全球性损害，如温室效应等，只是各种污染损害的一部分，工业污染物远不止碳排放和硫排放，但重金属污染、核污染等对环境的普遍性损害尚未突显，因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没有得到与碳硫排放一样的重视。减排话语权的差异导致一些比温室气体排放更严重的局部性污染源不受重视。　　 环境问题的另一个焦点是绿色技术进步。污染源的性质不同使得各国对待环境质量监测的态度和制度设计有所差异，因而造成各国对待绿色技术发展的态度不同。考虑到全球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绿色技术发展有可能成为未来不断收紧的生态环境约束下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在绿色技术方面走在前列的经济体将获得先发优势，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这一发展趋势将提高各国对各种减排技术的注意力。从经济发展全局考虑，绿色技术进步无疑有着巨大潜力，不过，企业总须考虑自身的竞争环境、业务转换成本、长短期盈利等因素，那么究竟哪种力量对一国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更为显著?　　 笔者在研究各国对待工业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居民、企业、政府等各种经济力量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和影响力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居民的环境所有权对环境问题有重要影响，进而提出居民环境所有权界定和行使的模糊程度的概念。环境所有权界定和行使的模糊程度既取决于居民对污染控制的主观参与意愿，也取决于政府有关部门对环境保护的制度设计和执行的效率。本文放松了已有研究中政府在产权界定和保护方面完全精确与完全模糊两种假设的限制，将政府有关职能的履行程度数学化为连续变化的区间。基于此，本文第一章比较了各种可能的环境产权结构的效率，从而推出环境禀赋归环境受损害者所有的环境所有权结构，进而阐述和论证环境所有权界定和执行不充分的各种影响因素。第二章分别在全球性污染源和区域性污染源两种假设情形下居民行使环境所有权主观意愿的猜想进行数学化证明。论文整体结构安排如下。　　 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本文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用统一而简单的分析框架和一个新的概念来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冲突；环境产权的效率比较分析比已有的环境产权研究更完善；环境所有权界定和执行的模糊程度折衷绿色技术出现前后环境禀赋不同用途的效率，本文用环境所有权模糊程度解释了绿色技术进步。导论还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有关环境和产权问题的研究现状。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及其超边际分析方法非常适合研究人们的行为决策和交易结构变迁的问题，为制度效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分析框架。　　 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在前面已经提及。在此，笔者仅补充说明以下几点：在环境所有权的居民主观决定因素模型中，分析结论表明最优的环境所有权模糊程度是零解而非内点解，因此并不存在一个以牺牲部分环境利益换取经济增长的适中污染控制程度，居民的福祉既由传统的产品消费获得亦受居住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居民福祉的最优结构中不容许有任何灰色污染量，从而表明一些国家/地区以污染环节的国际分工启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笔者将工业化引发环境问题的分析过程细化为工业污染和环境损害两个变量，同时将环境禀赋拆分成两个概念：初始环境质量和环境自净能力，从而将当地环境禀赋的分析由两种情形深化为四种情形，并可以分析工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环境所有权模糊程度。第二章的案例分析对这一章的模型分析结论进行了实例证明，案例中的经济决策结果基本可以由文中所推出的理论命题进行合理解释。　　 第三章主要研究环境所有权界定和执行的模糊程度对全球生产分工过程中的污染环节分布的作用。为此，笔者简化假设居民的环境所有权模糊程度作为单一环境约束变量，并设各国的环境禀赋相同，以排除对国家间环境禀赋的丰裕程度的考虑，不过这样假设不再允许分析污染环节生产者的排污规模和环境损害程度，因而得到国家间环境所有权相对模糊程度对污染分布的影响。这一章还用数值模拟验证了模型分析所得命题。　　 第四～六章着重分析绿色技术进步，对分工演进中出现绿色技术的各种情形进行研究和比较。其中第四章所建立的模型用于该章和第五章的分析。第四章除基本模型和各种专业化决策分析之外，还着重研究绿色技术的直接交易情形，即居民环境所有权模糊程度下降与绿色技术交易效率水平的上升促使绿色技术出现并在市场上以绿色技术设备直接交易的方式存在于分工网络中。此章首先分析封闭经济条件下，绿色技术进步的外生条件，表明环境所有权界定和行使越完备，绿色技术的专业化水平越高，独立的绿色技术部门越容易在分工网络中出现。尔后开放经济条件下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分析则指出绿色技术在不同国家出现的条件。由于参数子空间的临界点参数组成涉及多个外生变量，因而分析的结论可用于解释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多种决策依据。第四章不仅从技术发展的本身否定了“绿色后发优势”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从制度约束方面证明了一国通过环境所有权保护和绿色交易效率的改善而获得绿色技术进步以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可能。　　 第五章主要研究企业剩余权结构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这一章的企业结构是指绿色技术专业研发者在掌握核心的绿色技术基础上成立企业向生产链的下游延伸其所经营的业务，从而避开绿色技术交易的直接定价。考虑到绿色技术定价在绿色技术发展初期高昂的定价成本，绿色企业的剩余权结构以最终绿色消费品交易的间接定价方式来降低定价成本并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此外，这一章还对传统的制造业跨国企业绿色化生产决策的外部推动因素进行了分析。此章揭示了绿色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所处的分工结构以及绿色技术出现的国别条件。　　 第六章针对目前流行的一种有关绿色技术进步带来蛙跳式经济转型模式的担心进行研究。这一章将绿色技术出现的个体专业化模式与传统制造企业间接的绿色技术研发模式进行的比较结构分析。国内与跨国的绿色技术研发个体和企业模式四种贸易结构的相互转换临界点参数表达式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得出蛙跳式经济转型和绿色经济战略发生的外部条件。研究结论表明，绿色技术发展基础较好的国家/地区对绿色技术出口限制越严格，绿色技术研发人员跨国流动的间接绿色贸易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出于对绿色经济的蛙跳式发展模式的担心而施加的出口限制并不能够起到阻止绿色技术溢出的作用。　　 第七章对前面的分析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基于同一禀赋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资源配置以减轻环境禀赋稀缺性的隐含逻辑前提。全文所分析的外生变量除居民环境所有权界定和行使的模糊程度外，还包括绿色技术交易效率、绿色技术人才流动的效率、劳动市场交易效率、产品和制造业基础技术交易效率、消费品制造的技术构成等要素，在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中，这些外生因素的变化通过对环境所有权模糊程度参数临界点的位置而作用于污染分布或绿色技术进步的结构变迁，从而完善了关于环境所有权对污染分布变化和绿色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　　 超边际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专业化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这一规律在现有的超边际经济学研究中被多次证明。本文将未有明确产权界定的环境禀赋加入超边际分析框架，通过对分工演进的分析来解释环境所有权界定和环境保护的各种问题，是对超边际经济学在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领域应用的一次理论尝试，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性结论聚焦环境的制度因素与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　　 如前所述，本文新颖之处在于比较环境产权的不同界定结构和环境所有权界定和行使的模糊程度在环境问题的经济学模型分析中的应用；理论方面，将一个产权界定不充分的环境禀赋因素引入超边际经济学的劳动分工框架。本文的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未实现对环境所有权的制度性决定因素模型化，因而无法对理论阐述部分的猜想进行严谨的数学证明；二是本文所构建的四个理论模型中均未考虑专业化分工的转行成本，这种简化在研究经济结构变迁时对参数子空间的大小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