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13年颁布了首个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第一次系统性地规定了个人信息使用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过程,具有着重大的历史性意义。此外,新国标还以其首创性的立法理念、法律概念、适用原则与具体程序,成为了我国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新核心,但是,其自身仍旧存在着保护客体范围不全、惩罚性条款欠缺以及无强制性效力的重大缺陷。即便加上起到补充作用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也不足以应对我国个人信息频遭泄露的严峻现状。本文认为,基于个人信息保护与新闻自由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关系,所以,本文以新闻自由为视角,以美、德、法、日四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保护模式为参照,针对我国相关立法不完备、不集中、不清晰、不统一等诸多问题,探求个人信息保护与新闻自由的制衡之法,以完善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模式。具体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指南》需借鉴台湾《个人资料保护法》进行相应的完善,此外,美、英两国新闻界的行业自律与新闻道德机制,以及德、美两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利益衡量与个人信息主体区别对待的司法裁判方法,也都值得我国大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