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在美国的历史为背景。自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起，纽约成为美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推行现代主义艺术的策源地，衍生出大量关于现代艺术的收藏和展览，以及相关的美术馆、画廊、学院等机构，促进了现代艺术的观念在美国发展。然而，1929年所爆发的“大萧条”，使得美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有所减缓，社会写实主义重新占据艺术主流。此外过于趋从欧洲抽象主义也造成美国本土画家在抽象艺术领域缺乏原创性。论文正是在这个历史情境下展开的。其中，前半部分以两位在20世纪初期美国艺术史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女性——希拉·瑞贝和佩姬·古根海姆——为切入点，着重阐述了抽象表现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欧洲抽象艺术和超现实主义在美国展开的一系列观念之争。作为欧洲抽象艺术的推行者，希拉·瑞贝1927年怀揣着对于欧洲现代抽象艺术最理想化的信仰来到美国。她成为了古根海姆的收藏顾问，并以“非具象艺术”之名说服古根海姆进行收藏抽象艺术；三十年代，古根海姆的侄女佩姬，则把更为激进的超现实主义引入美国，并通过“本世纪艺术”美术馆推而广之。两位女士之间的艺术之争，表面上是对“大萧条”后逐渐复苏的美国现代艺术市场的瓜分，事实上则是精神性和社会性艺术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争。二战爆发后，大批先锋派艺术家逃难至美国，不仅导致巴黎的现代艺术中心地位逐步被纽约所取代，欧洲艺术家在纽约形成的聚合效应还使上述两种分离的艺术表现形式与美国本土画派形成了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推进了美国现代艺术理论和实践的改变，一扫对于欧洲抽象艺术模仿的沉闷气氛，同事在理论引导与政策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带有美国土本绘画意识和艺术政治化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本文后半部分就对这段艺术过往展开重新梳理和还原，并围绕着以艺术理论构建起来的“艺术政治”和纽约艺术家的实践创新，剖析美国20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艺术崛起的根源所在。这种艺术的政治化形态，其实从早期“非具象艺术”收藏和超现实主义之间关于纽约艺术话语权的争夺中就已经浮现，最终在二战后抽象表现主义运动中凸显。艺术中的政治化成分，对于艺术和社会、艺术和历史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诠释。这也是本文的立题意义和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