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迅速占领了大量中国领土,建立了众多伪政权。为了能够统合对各个伪政权的政策,便于其与日本中央政府的政策协调,日本政府内部有了设立一个对华政策统合机构的设想。经过日本军方、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及外务省三方的激烈争论后,日本政府终于在1938年12月16日设立了对华政策总决策机构——兴亚院。从它内部的组织结构、职责分工来说,兴亚院基本上总领了一切日本对中国占领区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这其中的一大职责即为对华经济掠夺。兴亚院一直存续至1942年11月,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行,作为“大东亚省”的“支那事务局”,归并到了更大的对外侵略机构中。兴亚院下又分别有华北、华中、华南、蒙疆四联络部及青岛事务所,作为具体执行兴亚院政策的当地派出机构。蒙疆地区作为一个在政治上防共防苏,守卫伪满,在经济上拥有巨大资源的“特殊使命”区域,兴亚院自然要在此设立执行自己政策的派出机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蒙疆联络部从组织结构上来说,历任长官均为现役军人,且其在实际活动过程中,也处处受当地日本驻军——驻蒙军的节制,处于一种妥协合作的状态。可以说兴亚院遏制军队势力的作用并没有达到。但其对蒙疆经济做了积极的调查、立案、开发,充分发挥了自身经济掠夺的职能。这其中蒙疆的矿产资源即为其重要目标之一。日本为了克服自身作为岛国的资源劣势,来适应一战后新发展的战争形态及思想——总体战,势必要加大对外侵略力度,进而通过掠夺殖民地经济资源来继续推进对外战争,而蒙疆地区则是日本这一大战略之重要一环。日本对蒙疆地区所感兴趣的资源主要为矿产与羊毛,而前者集中于煤炭、铁矿及一些稀有矿产。兴亚院及蒙疆联络部依据其所谓“重点主义”方针,主要掠夺煤炭及铁矿资源,而又以有着较长开采历史,基础较好,储量丰富,矿质优良的大同煤炭及龙烟铁矿为主。另外随着外部进口的丧失,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也逐步加紧对稀有矿产资源的掠夺,主要集中在云母、石棉及石墨三方面。蒙疆联络部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建立日资企业会社,进行矿产资源调查等活动,完全控制了这些矿产的生产。日本对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虽然客观上提高了产量,但其掠夺性的开采却是依战争要求而进行的,本质是非理性破坏性的殖民化生产。这样的开采完全是为了日本的对外战争来服务的。兴亚院不仅是日本对占领地的殖民统治机关,也是日本的战争经济助推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