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协议Ⅰ开创了银行资本监管的先河,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2004年修订的巴塞尔协议Ⅱ扩充了资本覆盖范围,并将内部评级法引入资本充足率计量中,提出了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2007年的金融危机迫使巴塞尔委员会重新审视原有的资本监管标准。2010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巴塞尔协议Ⅲ的内容达成一致,该协议提高了资本要求,引入了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新指标,旨在重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2011年5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指出,在新监管标准实施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提高至11.5%,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也必须达到10.5%。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及严格的资本监管标准,研究银行如何为了提高其经营水平及其抗风险能力,合理的进行资本决策来应对内部与外部的冲击,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论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动态角度分析银行的最优资本决策行为。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在界定资本定义、作用及最优资本决策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银行资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商业银行最优资本决策的机理分析。其次,借助Repullo和Suarez(2013)的OLG模型并加以改进,在原模型中加入市场结构和贷款需求量两个变量,从动态角度把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探讨银行的最优资本决策行为。最后,在理论模型的假设基础上,基于Jonghe和Oztekin (2010)构建的动态部分调整模型,引入流动性变量,放宽以往研究调整速度固定不变的假设,将调整速度设定为一个随着银行特征变化的内生变量,利用中国上市银行2007年第二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数据,通过牛顿高斯迭代的非线性回归方法对中国上市银行的最优资本决策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来说,更能解释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决策行为；银行向最优资本水平调整的过程比较缓慢,调整系数介于0.3到0.7之间,侧面反映了调整成本较高的事实；流动性是影响上市银行最优资本水平的重要因素,并且对其有积极的影响；资本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资产对数以及监管压力与银行最优资本水平负相关；净息差、GDP季度环比增长率、贷款率与银行最优资本水平正相关；资产对数与调整速度正相关,成长性与调整速度负相关。